十二五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论坛实录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上图为“十二五”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论坛。(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于2011年3月19日-21日在北京钓鱼台举行。以下为“十二五”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论坛实录：

　　卢中原：大家早上好！经过昨天漫长的一天，希望今天大家仍然精神抖擞。今天上午我们的主题是“十二五”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知道，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一直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事实上这个规划的制定过程也是集中了中国国内外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乃至普通大众的心血和共识。今天上午我们在这里讨论，不光是整个“十二五”规划，大家可能还关心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头一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能不能保持平稳的、较快的发展？能不能为“十二五”规划打下一个良好的开局？此外，我们的各方朋友，有关心中国的国际组织、企业家、学者，还有外国政府的前政要，对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也有很多自己的看法，有很多自己的建议。

　　今天上午这一节讨论的三位嘉宾，第一位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主任张玉台先生；第二位是我们迈克尔·斯宾思教授，他是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三位是著名的史帝芬·罗奇先生，他现在不仅是投行的高管，而且还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演讲者张玉台主任。

　　张玉台：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在昨天的发言当中，各位嘉宾围绕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符合中国国情和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上一个五年，中国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基本上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资源环境瓶颈问题突出，技术相对落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十分突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之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今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谋划好未来五年的发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工作，编制过程经历了基本思路的研究、建议的制定和纲要编制三个阶段。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各个地方政府广泛参加，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公众的意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前一年，也就是在2009年就开展了“十二五”规划的预先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对规划的编制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领导和专家还直接参与了“十二五”规划建议和纲要的起草工作。“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跨进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一阶段是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风险，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紧迫。下面，我就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讲几点意见：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良好的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8%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这既充分考虑了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又结合我国自身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是切合中国实际，并有望实现的目标。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今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比去年放慢，但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重要的影响因素有：

　　第一，投资有望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今年中国将实施1千万套保障性住房计划，还将启动水利、高速铁路等“十二五”新开工项目。

　　第二，在工资上升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将保持稳定增长。

　　第三，发达经济体复苏，失业率逐步下降，需求有望回升，有利于中国出口较快的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第二期宏观经济指数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11年二季度以后稳步回升。中国政府将经济增长长期预期新目标定为8%左右，这既有利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结构调整预留了空间，有利于提高增长的整体质量和水平。

　　当前，物价的总水平上涨的压力仍然比较大，但我们有条件、也有信心在今年达到4%左右的调控目标。这主要是基于下面几个方面的有利因素：

　　第一，中国农业连续7年丰收，粮食供给充裕，粮食库存率高达40%，远远高于国际通行的17-18%的标准。

　　第二，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加快，有利于从中间环节减弱物价上涨的压力。

　　第三，导致通货膨胀的货币因素得到初步控制。2011年2月份，中国广义货币增长率放慢到15.7%，低于16%的调控目标，单月新增贷款明显降低，而且调控物价的政策组合还有比较大的选择空间。预计全年物价水平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二、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抓手。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在“十一五”期间，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进一步得到改善，品牌影响不断扩大，工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总体水平和竞争能力明显提高。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创新能力不强，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方面的挑战。针对这些突出问题，应重点开展下述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大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实施以节能减排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实施大型节能减排工程以及行动，从实施效果来看，进展较为顺利；不过中国节能减排机制尚处于转型过程中，亟待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此外，中国研发投入长期不足，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弱，不掌握核心节能减排技术。国外核心节能减排技术的引进、转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继续淘汰落后，鼓励技术创新，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加快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价值，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使技术进步在劳动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中逐步发挥主导作用，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大力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政府提出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目前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正处在起步阶段，需要坚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并举，发挥各种主体的积极性，搭建多元化融资渠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欢迎各种形式的合作创新，鼓励并支持开放式创新。目前我国正在着力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为所有的在华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一些成长性好的创新型企业，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是改善环境，拓宽领域，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近年来，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仍然偏低，国际竞争力不强，从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低，发展滞后。

　　“十二五”时期及今后一个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因此，“十二五”期间不仅应提高服务业发展的比重，还应提升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要大力发展金融、信息、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和旅游业，支持文化创意、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态的发展。要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服务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品种，调整和完善服务业税收制度，增强服务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四是发挥优势，合理分工，推动产业有序转移。

　　近年来，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优势削弱，但大市场的优势匀速的凸显，成为吸引跨国投资的新优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对在华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相当高比例的跨国公司更加看好中国所独有的低成本、大市场双重优势，有动力将支持与技术密集程度更高，资金密集程度更高的研发、高端制造等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要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加速调整和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积极有序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设计中心、采购中心落户中国。与此同时，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产业要素在中国国内的跨地区流动和重新组合，实现有序的产业梯度转移，形成有利于东中西部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产业链合理分工的新局面。

　　三、将调整收入分配作为扩大内需的关键环节。

　　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提供持续的动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根本上要靠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2009年，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比2007年提高了四个百分点以上；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低于2006年的水平，扭转了继续扩大的趋势。不过，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仍然不合理，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收入分配的秩序还很不规范。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政府提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两个“同步”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可以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补低、拓中、调高，也就是说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水平，保证他们的生活基本需要，不断拓展壮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将社会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二是发挥政府对市场机制失灵进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大力促进就业，提高效率，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能，使最广大的人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智慧获取收入，改善生活环境。

　　四是完善市场机制，不失时机的进行资源和要素价格的改革，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对促进要素间合理分配的作用，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规范国有企业的分配机制，通过公平、有效的竞争，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谢谢大家！

　　卢中原：谢谢张主任。开始就提到了今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走向，做了一些有利条件的分析；他从产业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两个角度来谈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一个观点是为后面创造良好的环境，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如果能够平稳、持续、较快的发展，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进行结构调整。

　　下面有请第二位演讲人迈克尔·斯宾思。

　　迈克尔·斯宾思：张主任，卢副主任，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今天早上和大家在一起，也非常荣幸再一次的被邀请回到中国的发展论坛。我想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所做的项目，就是开恩科洛斯基金会支持了一个由国际经济学家和实践者组成的团队，我自己也参与了这样一个团队，为中国“十二五”规划提供一些相关的国际经验以及我们建议的参考。

　　我们这个报告已经完成，而且已经在四月份在中国公布了，包括中文和英文的版本都有。因此，大家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报告，也许会对大家提供一些我们的参考。至少我认为，这的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提升了我们这项工作的透明度。

　　首先，我也向大家来隆重的推出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些内容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大家可以看看。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这个“十二五”规划并不是以这种过去意义上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不是真正的由计划来主导这个市场。

　　既然不是一个计划的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规划与其说是规划，还不如说是一系列政策之间的组合，政策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至少有五个基本的转变：

　　第一，改变增长的模式，尤其是在供应方面的结构，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全球市场份额变得足够大了，让扩张的步伐没有那么快了，同时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趋势，可能还有逆风的情况，未来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

　　第二，对需求的再平衡，尤其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需求。

　　第三，去适应一个不断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结构，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让过程变得尽可能的有效。

　　第四，建立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尤其特别强调机会的均等。

　　第五，担任与中国实力相符的国际职责，包括在稳定增长和可持续方面，包括处理气侯变化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国中等收入的过渡有一些共同的，也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实际上现在很少的经济体，大概只有五个国家，他们能够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实现这样一个过渡。而像中国这么大和中国这么多元性的经济体，这么大的国家走这样一个道路是前所未有的。这五个转折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当中就已经承认需要这样一个需求，但是现在的紧迫性变得更高了。

　　经济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共识了，现在就是实施的问题，这也是我希望在接下来几分钟当中来看看如何实施这样一个目标的。

　　中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计划和市场可以和谐共处。一方面国际的经验也支持这样一个方法，实际上有很多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都能够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每一个国家都成功的实现了它们从低收入向高等和中高收入的这样一个转变。没有一个国家让他们极端的相信所谓自由市场的模式。而国际的经验同时也表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在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富裕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倾向于市场，这样一个结构上的变革将会更多的由市场的机会，还有创业的一些努力来推动、来支持，因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企业和事业。

　　为了支持这样一个转变需要做几样事情：

　　首先，那些传统部门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过去为增长做出贡献，现在会逐渐丧失他们的竞争力，因为他们也需要做出调整，比如说更多的向内地转移。同时还有让那些公司在价值链的高端更多的前进。

　　当然在现状当中有很多既得利益团体，有时会出现抵制的情况出现，造成变革的停滞或者是停止。不管是实际，还是民意的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有利的机制，因此不应当逆转这样一个趋势。

　　同时，在金融行业的发展方面，它能够给储蓄和金融中介方面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股本和信用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给更多的企业带来支撑。因此不管是贸易还是非贸易领域都需要金融行业的增长。所有的行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当然了，很多这些工作都会在城市里面所谓非贸易的服务型部门产生，因为不管是在出口还是在制造部门，他们虽然会逐渐的走向内地，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最终会逐渐走向增长速度放缓下来，并且会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所以它必须要被替代，主要是那些国内需求所驱动的，尤其是在大型服务性行业所替代，比如说建筑，城市运营方面。

　　在户口体系方面，我觉得需要取消它。而且所谓的农村移民最终要成为拥有完全身份的这种城市市民。当然了，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更多是因为害怕城市化进程太快，或者是太不平衡。农村人之所以来到城市，不是因为城市有机会，而是农村没有机会。拉丁美洲他们的经验，他们土地比较集中，所以他们的城市化更多来自于农村的推动，而不是城市自身的吸引力。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以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户口体系可能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体系当中，有很多相互关联的部分都需要共同取得进展，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内需求不断上升，然后在供应方面需要金融行业做出更多的回应，然后城市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被建立起来，以支持这样一个进程；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激励机制存在，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带来一个有规则、有序的进程。同时随着私营部门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政策来支持竞争，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以及社会保障网。

　　同时，在技术这个方面，可能也更多在强调本土创新，这也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一个东西。中国是一个大型而复杂的经济体，有不同层级的政府，他们的表现如何呢？对于成功也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特别强调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融合，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同时设置足够或者适当的这些激励措施，它也是一个成功实施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需要一个正确的衡量和透明度的体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正确的指标和准确的指数，它能够准确的帮助人们了解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环境方面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反映事实？实际上国际的这些经验表明，来自于市民社会、来自于企业、来自于相关不同政府的及时回应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并且让我们找到过程当中一些纠正的办法，同时提高我们的服务和业绩的表现。实际上其他国家已经从公共咨询的方面获得很大的收益，尤其是政策设计方面，实际上中国在“十二五”计划当中也是从各个地方、各个省市的这些民众当中广泛的征集了经验，而现在应当让公众更多参与进来，监督“十二五”计划实施的进程。

　　我再谈谈中国公共部门的问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很大，包括土地，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储备，还有国有企业当中多数股权大量财富的拥有。国有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方面占到一半，在市场当中的利润占了1/3，在所有的国家，这些资产都是以一个公民信托的形式存在，然后被建立起来，并且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获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发展。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好的，绝大多数的国家让他们公共部门的投资，希望他能够达到足够快的速度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恰恰不需要这一点，因为中国哪怕现在消费少一点，但是为未来的增长愿意下功夫，进行公共部门的投资，同时在过去的改革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战略的执行时间有些特别长了，比如说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的时候，可能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未来如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就需要足够的社会回报率支持，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同时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国有企业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有比较高的留存的收益和分红。但是，这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国有企业的收入他们如果进行再投资的话，就必须也要接受同样的、高回报的标准检验，要不然的话它的增长最终会缓慢下来。同时那些不能被投资的部分，重新导进高收益投资的类别，不仅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或者是投入到那些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的这些部门。

　　当然，国有企业现在也进行了自身的变革，它们也必须接受市场规则的考验和市场激励的衡量，尤其是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当然后者可能在资本市场做得还不够。现在工资不断的上升，劳动力富足方面出现了逆转，因此中国的结构需要在经济需求面出现变化，更多朝向依靠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的消费，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方面的消费会不会增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回到高回报的投资当中。问题是，并不是说它会回到哪里，不管怎么样，不管政府的消费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消费，都是代表了国内累计的总需求的增长。而这个方面，从供给到需求方面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变化是有必要的，这样就需要把所有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投资的需求寄予对经济回报方面的一个测试。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国有企业需要进行私有化，中国实际上现在设定了七个战略产业，七个战略产业当中，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性的所有者地位，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好主意。我知道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例证，可能整体的私有化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国际的经验表明，它取决于不同的部门，也就是说各有各的情况，在有些部门，可能有更多的竞争会有更多的收益，会提高它的效率，会带来更多的业绩改善。但是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可以让增长变得更具有持续性，并且避免边际回报递减的陷阱，也就是改变现有投资的方式。

　　这是我说的主要观点总结。谢谢各位的聆听。

　　卢中原：谢谢迈克尔·斯宾思教授。他在演讲当中注重发展规划、公众监督，促进我们的政策，达到我们的效果。后来他也提到公共部门投资，效率需要进一步改进，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样一些观点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有启发的。再次谢谢迈克尔·斯宾思先生。

　　下面有请史帝芬·罗奇先生演讲。

　　史帝芬·罗奇：非常感谢！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盛会。

　　在一开始，我就非常乐意的向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十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正确的规划，也是来得恰如其时，我也同意这样一个共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刚才我们听到了迈克尔·斯宾思教授谈到实施的问题，战略归战略，它都是一些有条件的游戏。它包括一个国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所制约，然后在你做假设的时候很难把所有的东西都包括进去，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全球经济，当然还有中国的经济也出现了一些不寻常力量的影响。对于我个人来说，向大家介绍一下可能存在的战略，还有“十二五”计划策略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关系或者要素。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历史性的回顾。

　　背后这张图片写的是过去五年计划当中其中有两个对中国来说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主要是引入了邓小平先生“改革开放”这样一个理念；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带来所有制方面的变化。现在我们有了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实际上在十二个五年计划之内，我想谈的是中国消费者的崛起这一要素，也就是他们可能是在再平衡当中和迈克尔·斯宾思教授关注的不一样。

　　在未来的需求当中，中国的消费者可能需要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来促进中国成长的动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因果图，来看看中国在政策关注方面如何达成相关的目标，尤其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的动力，三个基本的要素：第一，就业。就业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第二，工资。工资主要是通过对农业收入、农村收入的支持实现的。第三，消费倾向。这是最微妙的，也就是说更多转向国内需求支撑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开始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个人收入在GDP当中的比例，实际上在主要经济体当中是非常低的，其他国家相对都比较高，不管是发展中还是发达国家都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美国现在是86%的比例。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提高个人收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然后把这种个人收入在未来转化为实际增加的购买力。

　　我们谈到了服务业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提高劳动收入、创造就业方面的关键作用，之前我们也听到了服务业的提升和改善的情况，尤其最近几年出现的进展。中国还是一个服务业比较小的国家，只占到的GDP的40%，全球大概平均水平现在是达到了一半以上。实际上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当中有一个4-5%的提升目标，即使达到那个水平也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这就要看如何把服务业进一步培育做大的问题，“十二五”计划更多看到所谓批发零售业、物流业的发展，当然还有国内的交通、医院、医疗保健等其他一些服务业产业都有很大的潜力，和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它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然后也需要进行大量的交易活动。

　　之所以说服务业是关键，因为中国在我看来需要改善它增长当中的劳动密集度。另外一个让人比较吃惊的图表在这儿，可以看到中国的GDP增长可能相比其他亚洲经济体确实是最高的，达到9%以上。但是就业增长方面确实是比较低的。因为中国有一个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驱动模式，绝大多数的制造业都是所谓的资本替代型。服务业也在上升，现在这个服务业实际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每一个单位GDP，服务业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所以说现在中国正在进行转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对每一个单位的GDP产出会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它可以使中国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同时还能够创造一些就业的机会，在未来的五年里。

　　我们现在把重点放在七个战略新兴产业，我们要记住，针对这七个产业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同时还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看看工资的情况，未来五年内工资还会上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从农村向城市的一种人口转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未来几年内还有大量的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也创造出大量的新的工薪阶层。现在我们看一个趋势，中国储蓄率增长的变化。我们过去12年，我们的收入翻了一倍，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社会保障，昨天我们也讨论了，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络，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够建立起这个社会安全网络的话，可能我们会让人们更有信心去消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网络的覆盖率，中国退休金的管理情况，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这是政府占了大头，社会保障基金只占了一小部分，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战术上的挑战主要是三个，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今年的通货膨胀率有过高的趋势，所以说中国要在这方面进行应对。通货膨胀并不是一个错误，中国一直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和挑战，总理也说了，通货膨胀是2011年的重中之重，就是抑制通货膨胀率。我们要想抑制通货膨胀率的话，必须要调整很多经济的结构，这也是很难的一个任务，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完成这一任务，如果你想抑制通货膨胀的话，你就不能一直增长工资，所以有两难的境地。

　　我们看一下中国通货膨胀的问题，可能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方面的。如果政府通过提高利率的方法，是不可能在长久的方面解决通货膨胀的。大家看一下，在短期的这种利率中，如果你要把它提高的话，它对通货膨胀的这种减少是比较有限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看一下调整的速度，我看外部市场的一个发展情况，就是个人消费的一个情况。从个人消费来看，美国、欧洲、日本个人消费都是很有限的增长，这也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的出口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外部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重点转到内部的需求、国内的需求。所以，所有的这些必须让我们立马就强调，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要进行一些内部内需的刺激。

　　还有一个是说，今天上午在早餐会的时候，我也觉得中国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消费刺激政策，我对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平衡反而不是很乐观，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是能够做得比较好的。

　　再看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比较，这是一个经常帐户的以美元计价的平衡的比较。我给“十二五”规划做了一个图，左边是我们的机制，右边是我们的目标。迈克尔·斯宾思教授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有很多的短期战术方面的挑战，必须要马上解决掉，在“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就必须解决掉。中国短期要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长期要实施一些计划。

　　谢谢大家！

　　卢中原：感谢史帝芬·罗奇教授，他对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经济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洞察，经常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比较有见地的看法，刚才在他的演讲当中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提高居民消费这些方面的意义，同时他也提到了对于通货膨胀的治理，仅靠利率的提升恐怕还是不够的，特别要关注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外部市场的影响，这样一些看法都是很符合实际的。我们也努力在这方面加深研究。昨天全天我们中国政府各个部门的部长向各位外宾和国内的参会者介绍了中国“十二五”的情况，大家对这些部长提了很多有关中国“十二五”的问题，今天上午我想请我们的与会者对两位外方专家、两位教授提问题，现在还有六分钟，提两个问题。

　　提问：您刚才讲到，社会保险改革，我们平均的金额是很小的，每一个人社保的金额是很小的。您是怎么计算的呢？您觉得会不会发生变化呢？

　　史帝芬·罗奇：现在总的这种退休保险的扩张，我觉得中国的个人内部消费在未来的五年内，可以在去区间内上端4-5%内进行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储蓄率是否还会继续上升？还有待观察。我的观点是说，我有一点对“十二五”不满意的方面，政府没有宣布一次性的调整在社会保险公共基金范围内的作用，这一点是我觉得对中国家庭没有达到预期的。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是对张玉台主任，但是我也想问其他两位。刚才他们都做了很好的讲解，但是我主要想问张玉台主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如何反映，如果其他国家进展非常缓慢，经济复苏非常缓慢的话，比如说在贸易上等等进展非常缓慢，中国会怎么样反应、应对这一问题呢？

　　张玉台：我们注意到在国际市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虽然仍然在承受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各种各样的影响，但是正在缓慢复苏。如果国际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复苏比较缓慢的话，中国最重要的对策就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提问：很显然，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就是说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的人士，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在GDP中扩大内需的比例，GDP的目标还有个人收入的增长目标，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消费占GDP的目标呢？就是在“十二五”规划截至的时候，消费要占GDP多少的比例，有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呢？

　　被访者：看了很多的英文文件以后，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消费占中国GDP比例这样一个目标，在我翻阅了所有文献之后。

　　迈克尔·斯宾思：我们的目标在扩大，我们政府还有个人消费比例。在这个过程中，系统可能会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制定这样一个目标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还要考虑到消费、投资这些，如果你现在要制定一个目标的话是不太明智的。

　　卢中原：谢谢迈克尔·斯宾思教授给我们留了很大的余地。根据我的了解，中共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提出来了，“居民消费率要上升”，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当中是有这样一条；但具体提高多少，在“十二五”规划纲要当中还没有明确给出来，但这确实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谢谢！

　　今天上午这一节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提问者，也非常感谢三位演讲人，我们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精神抖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