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康：各位就围绕寻找全球变革的可持续动力这个话题来说吧。从次贷危机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走过了四个年头，那么西方的估计，这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的震荡还会持续四年到五年左右。难怪西方讲了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失去的十年，我觉得这个判断还是靠谱的，那么目前最重要的，我想讲两点，就是要想寻找这个成长的动力，第一对危机后期的这个时代环境，我们应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然后我想谈一谈，对于这一段时期里面中国成长的战略应该是什么。首先我们看看危机后期的时代环境，怎么来认识它？很多，今天我只想讲四点：
　　第一点，就是世界经济在未来的五年当中将逐步地恢复，但发达国家复苏的预期是非常的缓慢，而且也会反复不已。
　　第二，在G20框架，二十国框架下面，新兴市场体的经济规模相对于G8将进一步扩大，而且会出现过去八大国的GDP在全球GDP的国家规模当中会出现不到一半的年景。
　　第三，世界经济各个地区分别都面临着有自己特点的新的风险因素，而且各个地区之间的风险的传递效应比过去要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各个国家基于对财政健全性忧虑，而统统采取了一个不得以的措施，就是紧缩财政。但紧缩财政的措施只要紧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欧洲的银行业也就完蛋了，就金融的风险会进一步的暴露出来。同时欧洲的经济景气在紧缩财政措施当中也会出现二次探底。
　　那么美国长期以来占GDP70%的个人消费和其家庭部门，目前都在缩小、削减杠杆率和资产负债表，这是导致美国经济长期化疲软的一个根本性风险。而新兴市场资金的涌入和涌出，爱你和打你都没商量，这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导致新的泡沫产生和不断破裂的一个重大风险。
　　第四个，在后危机时代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结构性的变化，政府的作用明显地在扩大着，从自由化放宽管制和限制转向用积极的财税金融的措施去刺激整个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并且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使出浑身解数，积极参与与企业共同争取机遇的政策。而企业作为市场上发展的主力，在全球开展业务模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发生了变化，从欧美的市场更多的转向新兴市场，基本单一的市场，比如新兴经济体出口的高附加值产品主要是卖给欧美，现在这个单一的市场转变为多元化市场需求的满足，同时产业也在发生转变，过去是跨国企业，制造业、汽车、船舶、电机，电器打头阵，现在是以新能源、环保、水资源、粮食、医疗保健、旅游以及娱乐文化等等。所以这个产业也是发生一个变化的。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的成长战略，我想至少在七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抓紧做功课的。
　　那么根据刚刚的这些分析，我认为这七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的成长战略必须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模式不行，这个企业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我们现在大量的企业都是依靠低成本去做中低端的制造，然后大规模地去进行销售。最后没有任何研制和开发的费用能剩下来给你做自主的创新。像这样子一种利用低成本，劳动力成本低，水、电都低，土地也低的这种情况，而且政府推低这个成本，来鼓励大家去做这个工业园区、开发区等等，然后去进行一个很低的低中端的一种制造。比如我们汽车行业，一辆车子能赚多少钱？大概基本上是国际企业的1/10左右，那么你就留不出IMD去克服我们不会做中低速的发动机，以及所有的船用的重要的一些设备，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马上应当为数众多统一模式政府推销不行，所以这里有三件事情必须要做。第一个，在未来几年里面中国应当鼓励并且看到IMD的"I"，就是兼并和收购，而且这个兼并和收购千万不要搞形式，要强调兼并、收购的质量，也就是兼并、收购以后不应当允许多元化的重复建设再发生。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必须给予多种指导和帮助。第三就是我们一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法制，这个不是说哪一个人教我们应该这么做，大家带着一种抵触情绪去做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自己的必然需要。如果不做到这一点，我们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搞一点IMD，搞一点研制和开发自主品牌，一个月以后，山寨版就出现了，大家还有什么积极性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际企业现在是新标准化的战略来取得自己的竞争优势，我们必须去研究对技术和环保新要求，我们怎么样来更新我们国家的标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的许多产品的标准还使用一个非常老套的国标，并没有演绎世界上面现在对于产品绿色环保的要求，也没有很好地演绎技术发展的要求。不完全是工业企业，包括社会管理，大气检测的标准也有一个需要极其，亟待更新来取得自己社会管理的比较优势。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寻求新形式的企业间国际合作，要能够在全球变革当中占领新的市场，我们就必须要强调企业间的国际合作，不完全是我企业在里面打，或者在外面"走出去"，关键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外面都有一个怎么寻求国际间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当然非常典型，就是南海。南中国海，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主权问题。但是我们讲各自争议共同开发，现在南中国海域有一千多个钻井，没有一个钻井是我们的，什么原因？因为在深海里面打油井没有这个技术，那么企业国际间合作非常重要，等到别人拉着张三李四在这里合作开发，那么最后各自争议的是你，开发的是别人。
　　第四个就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危机时期和后时期，整个国际企业法人税负还是比较低的，较比其他竞争对手，政策性、结构性的减税规模应当有所扩大。我们千万不能只看表面的税率，要看实际的税负，中国的表面税率是25%，台湾的表面税率也是25%，那么中石油实际税负是23.6%，稍微低一点，他享受了一点。但台湾的表面税率是25%所得税，但华硕2010年只交了22%的税，台机电大家都知道做面板，只交了8.8%的税，美国表面税比我们高的多得多，也是很多人把它拿来作为理由不应该降税，美国是40%，英特尔2009年只交了27.6%的税，通用电器在过去十年当中平均只交了12.5%的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那么第五个，我们政府和我们企业都要团结起来，认真地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和TTP环太平洋协议的签订工作和促进时效的工作，这样才能让欧美主要高官税品降到零，在多哈谈判未果和无果的情况下，双边FTA和TTP是非常重要的，谁能讲究这个东西，那么谁就能得益很多。所以维持我们的竞争力，这必须是政府必须打头做的事情。
　　那么第六个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劳动力的成本，中国融资成本的变化，这些都使得我们，会使我们的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高附加值的基地建设，这两个东西之间的一体化是需要我们很好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兼顾的，靠企业很难胜任这样的一个应对之策。
　　最后，就是我想我们应当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要赶紧加强顶层设计和横贯性管理绩效的提高，现在社会管理上面很重要的命题叫做横贯型管理，中国可以看到之所以社会管理企业，生产发展的模式非常困难，就是当我们碰到很多部门去协调批准一件事情，横贯型管理绩效的提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难题和课题，所以深化改革靠的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在十七大的提出来，四中全会做了重要部署，现在已经是六中全会，过了好多年，所以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横贯型管理的绩效是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深入，也能够使我们竞争的动力保持不竭不衰，谢谢大家。

　　谢颖颖：谢谢刘先生的精彩演讲，刘先生在主旨演讲当中谈到后危机时代的应急之道，不同国家面对这样的危机还有不同的风险因素，面对这样一个扑朔迷离的大环境，一个成功的有发展的企业又如何发展他的发展动力呢？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嘉宾，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先生，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