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前面厉老师跟刘明康老师发言是论点，其实我的讲话就是论据了。我的论点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追求是变革的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动力。刚才厉老师讲到中国不断在转型，不断在变化，这些转型和变化其实要落实是要靠企业家的精神，靠企业家来落实的。我因为是做具体工作的人吧，所以讲的事只能是举具体的例子，不能像他们讲得这么全面。我还是来讲具体的故事。
　　就是在90年代以前，中国的IT行业本身，实际国家是为了保护它，为了保护我们的PC工业，所以用高关税，用批文的方式不让外国的机器进口，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中国的产品或者我们整个电脑市场的产品质量次、价格高，政府发现这个情况以后，立刻采取了这个行动，于是从90年以后就开始降低了关税，取消了批文，这一下外国电脑大量涌进了中国，这是好事，但是对我们这些行业、对我们这些企业本身那就是巨大的冲击，巨大的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国企业有两种，一种就是计划体制内的企业，就是政府投钱办的企业，像我们老大哥长城，那是最典型的，他们有比较有优势、有资金、有批文、有外汇指标，但是就像刚才厉老师讲得一样，他们是洪教头，他是林冲，身上被枷锁给捆着呢，所以他们真的是一筹莫展，所以长城这么大的一个牌子在1993年一年哄然倒塌，当时北大、方正等等都是小得不可再小的公司，跟国外资行企业比无论资金、企业、人才都是大军舰对小舢板无法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放马一搏，1994年我带着公司全体管理层要求面见信息产业部的部长，表达我们要高举民族工业大旗的决心，当时部长是胡启立，胡部长非常耐心地接待了我们，带着全体部长和重要的司局长好几十个人接受了我们的，相当于决心书和宣言，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从此以后奇迹真的出现了。
　　1994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占中国市场的份额大概也就是2%左右，然后就一路赶超，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占了中国市场的27%，变成了绝对的第一位，远远压过了国际竞争对手，究其原因，一方面有我们认真研究、分析的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我觉得当时是个精神、是骨气，反正我们当时也研究透了，企业就这么大，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再退回去，但是好不容易打出了联想的品牌，真的要是我们也完全退回去做代理的话，中国整个就没有自己的品牌了，那将是结果，那确实也是很可悲的。我当时是从科学院创业的，1984年，当时的追求无非就是改善生活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随着企业做大了，总是有为民族要做点事情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精神，这个追求本身我觉得是，还是，现在想起来也是觉得很可贵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毛泽东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话我们学得很透彻，所以在真的具体在分析和研究怎么做的时候，还研究得非常之透彻，我们到底有什么毛病，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就把我们整个企业做了彻底的改组，业务模式做了彻底的改组，选了当时29岁的杨元庆来当事业部的总经理，等等等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戴尔，那是从大概2000年前后开始注意中国市场了，他们横扫欧洲，打败天下无敌手，当时我们行业内的媒体舆论都认为联想没法跟戴尔竞争，戴尔创新的模式就是绩效的这种模式会把我们打的无还手之力，我们跟对手苦斗三年，我们有了优势，我们选了更大胆的业务模式，时间关系不介绍了。自打那三年以后，戴尔在市场上没有一年市场份额超过联想，这也是我们用创新的方式取得了胜利。借这个余威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并购IBM PC，这件事情宣布以后也是舆论哗然，认识我的朋友都说做得好，其实鼓励的都是勇气，但没有人相信能真正做到，因为这是典型的蛇吞象的案例。但是事实结果，时间做了证明，现在并购了大概有六七年了，我们并购前的营业额是29亿美元，并购后去年我们营业额是216亿美元。并购前，我们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是2.4%，现在是13.7%。并购前我们排名在世界是十名开外，现在是在世界的第二位。无非也就是要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里边最大的一个困难，实际上还是文化的磨合，就是到底人和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企业的人来自于美国的，来自于中国的，来自于欧洲的，来自于不同企业的人怎么能够在一起好好的合作，这就是文化磨合的真谛。
　　我们把这个事研究透了，就是能合作好了，所以在今年年初，我们又并购了日本的NEC的PC部分，又合作的非常成功，当年就有利润。后来我们又并购了一家德国公司，也是配合很好，所以在很多看起来很难的问题，但是研究透了规律其实就能突破、就能创新，我想这个绝对不仅仅是对联想，不仅是电脑行业，当然像在家电行业，在电信行业，还有像消费类、像汽车类，像李书福这样的，这种看起来原来是白手起家的，就能把企业做大，做大到能够参与国际竞争，我觉得只要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条件，天上有片云彩我们就能下雨。
　　话说到这儿，确实也得讲一讲，就是国家是不是能盛产企业家，能不能弘扬发扬企业家精神，是跟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跟民族的特性、特点，和它的文化积淀实际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我不是学者，没有细研究过，但是我自己会有这个体会。我的体会是觉得，在发达国家之中，相比之下，美国确实是一个出产企业家的国家，这个具体例子很多，我想我不用多说了。
　　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出了这么多的企业，这么多的企业家，在很艰难的情况下能冒出来，说明中国人勤劳勇敢、中国人聪明，也是出企业家的国度。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企业家呢？为什么就没有企业家的生长出来呢？我想打一个比方，拿鸡蛋孵小鸡的结果来看，我了解最合适的温度是37度。在那个年代，1966年-1976年那就是100度，什么样的再有能力的企业也冒不出头来，到了改革开放，七八年，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想温度大概就是40度，特别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旺盛的企业家就能冒出头来，到了今天35度、38度，也不是最合适的温度，在这个温度下有大片的企业家出现，如果温度再合适就会有更合适的企业家出来。我觉得中国不仅需要经济需要改革，政治、社会、文化都需要改革、改良、改进，不然的话经济的改革也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刚才厉老师讲到，像中国要转型，要以消费合内需为拉动，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但是消费，老百姓得有钱，钱从哪儿来？政府应该让利，政府应该比如说把某些税收，你觉得企业、企业家挣得更多的钱会两极分化，可以点名说我们把这块税收让出来，一定要作为低收入员工的激励或者他们的福利也可以。另外还有一个，怎么能让民营企业和国营垄断型企业在可开放性的领域内进行平等竞争等等，如果把这些放开的话，中国企业会做得更好、更出色，只要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给中国企业工作者更湿润的空间、更肥沃的土壤，我想优良的种子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一定能成为变革可持续的动力，完了，谢谢大家。

　　陈伟鸿：谢谢柳传志先生，在中国的企业家阵营当中我想柳传志先生是一面旗帜，很多人看到了他今天提及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追求，这的确是可以让我们在变革当中持续前行重要的动力。大家也看到了柳传志先生率领着联想在国际化征程中披荆斩棘，所以他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分享，再次谢谢他。接下来我们请出下一位演讲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先生，掌声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