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在世界动荡的经济中我们讨论全球发展的动力。作为中国学者，我想继续前面几位的话题，探讨中国继续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就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改革，就是制度的突破。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事情往前发展走不动的时候是因为出现了瓶颈，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教育不够、我们创新力不就，都可以说是短板，但现在特殊的短板我想又到了制度上。最初十几二十年我们改了很多，我们创造了很多条件，中国经济发展了一大块，我们做过过去三十年的研究，改革在当中，改革和开放在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来看，下一阶段发展的动力，我觉得又是到了体制改革这个问题上。那么最近这些年因为世界经济动荡，大家可能对宏观经济的问题、宏观政策等等问题比较关心，我一直在讲这些问题和改革的问题应该是并行不悖的，这是属于两套问题，一种是短期抑制波动，这叫短期宏观政策这一类问题。另一类是改革，是结构调整、是发展教育、是改善基础设施等等，这是长期问题。但是短期和长期两个不应该冲突，应该并行不悖，一方面促进长期的发展，一方面促进改革，如果忽视了长期的问题，长期问题也可以叫做深层次问题，那么你总在那里调整短期的这些问题，而最后可能会失去了长期增的动力。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基本稳定下来之后，我们软着陆现在正在实现中，2012年也许基本实现软着陆，我们通货膨胀也基本得到抑制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应该强调我们思考长期的问题，我们思考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加大改革的力度，用改革使我们的增长可以进一步持续下去。
　　前些日子，前几年有一种说法，说认为中国改革都改得差不多了，我们的体改办、体改委都已经取消了，好像今后再发展改革也不是动力了，但是我们看一看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都改了，这些瓶颈都取消了，我们还有多大的创造力能发挥出来，多大的市场潜力能发挥出来。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讲，我没有在这方面做了演讲，我着重讲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所有制和企业制的改革。这些年应该说我们改了很多，民营企业得到了发展，占到GDP70%，从90年代末就占到70%，同时抓大放小，同时改了很多国有企业，也改了很多小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确实关注利润，因此这些年我们看到国有企业也越来越挣钱，而且越来越强势，在一定意义上这是改革的成果，这是这些新国企跟旧国企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且国企在有些问题上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思考思考这个改革是必须的，这个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经济的活力，它的可持续的活力在于能不能使千白万人发挥创造性、发挥企业家精神，像刚才刘总所说的千百万个企业家能从中国发展起来，能够成长起来，这就需要民营企业制度的发展，民营企业家的发展，民营企业的更大的发展。计划经济最后走入死胡同，是因为最后扼杀了千百万人的创造力，而我们要想在下一步世界市场竞争中使经济进一步发展，使我们在世界上继续保持我们的竞争力，就更需要这样千百万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能够真正成长起来。而这个根本的制度是民营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当中可以占一席地位，特别在经济稳定当中起到一些作用，但是根本的动力来自在竞争行业当中和各个领域当中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应该说还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如何进一步保护私有产权？如何进一步打破国有的垄断？如何降低民营企业进入各个产业的门坎？如何对中小企业，这是产生，任何企业都是经历过中小企业，都从中小企业形成的。如何对中小企业采取更好的鼓励发展的措施，包括待会儿要讲的减税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对待清理一些过去的所谓原罪的问题，特别比如说税收，偷税漏税，过去在政府也没有认真征税，没有强化征税措施的那个征税制度的时候一些偷税漏税的这种所谓历史遗留的问题，使得大量的民营企业轻装上阵，能够更好地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包括跟国有企业的平等基础进行竞争，如何使政府的政策更少地干预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保持自由定价制度，能在中国起到基本的配置资源的作用。我想这些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基本应该建立的制度，我们还有很远的道路。
　　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出现这种危机，经常出现波动，我们讲得多了一点，这是经济学家也应该讲清楚的，市场经济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市场经济很可能出问题，几百年的市场经济都是波来动去，经常会出危机，经常出金融风暴、经济周期等等，但是真正使市场经济有活力，我们仍然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特别在微观层次上，我们在宏观上可以加一些管理、加一些监管，但在微观层次上如何减少对微观行为主体，对民营企业的干预，这些问题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第一。
　　第二，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这个我不多讲，这里面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想讲，只讲一个大问题，我们能不能在今后这一两年里面再一次彻底清理一次各个部门干预微观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把各种各样的审批重新思考一遍，重新研究一遍，它到底需不需要？把政府的精力真正转到一些公共监督的问题，比如说食品监管，比如说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一些环保问题，而不是去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最近我们国家领导人也讲了这样的话，我们要减少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微观行为的干涉，我们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我们过去清理过，那么是否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按照法制的原则，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法制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现在法制在逐步健全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法制的这种基础上我们如何进一步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细讲，这是第二大的问题。
　　第三，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稳定发展，在世界金融动荡过程当中，我们中国金融基本稳定，我们的银行体系也好，我们的外汇体系也好，我们经历了这些波动，我们加强了监管，这是我们的伟大成就。但是利率、汇率这些经济变量毕竟是重要的市场经济的变量，它要体现供求关系才能有效配置资源。而且中国在走向世界，中国在实现国际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避免地在经受国际化的各种考验，包括现在我们大量的外汇储备，大量外资的资本的流动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如何应对风险，我想一方面要加强一些监管，但是更好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使得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承担风险和在风险中博弈，在风险中发展的能力，而不是用各种保护，使他们在温室当中得不到真正的发展，竞争力得不到真正的提高。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思考，而且现在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包括最近这十几年，我们金融改革、金融发展的成果，现在条件已经很不一样了，比如说关于利率市场化问题，我们的贷款利率已经基本放开了，现在的银行给企业，特别中小企业的贷款已经可以调到很高的程度了，现在唯一的没有开放的是我们的存款利率，没有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不提高，贷款利率光提高，银行很舒服，但是银行竞争力怎么提高，银行怎么通过更好的竞争为大量储户服务，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而现在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就为存款利率的放开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应该说现在已经到了存款利率放开的好时机了，从对外经济关系来讲，我们的汇率最近大家看到可能已经趋于均衡，我们的外贸顺差已经降到，今年经常顺差可能降到3%左右，明年也许2%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大量持有外汇储备，我们的金融机构应该更加鼓励民间个人和企业持有外汇和使用外汇到国外去进行投资，那这样一个条件已经是大大不同于过去，说五年前、十年前我们所面临的条件，然后我们监管部门应对国际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所以我们也到了进一步开放资本和金融市场的时候，这样也可以使我们人民币可兑换的问题可以尽早地得以解决，使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在世界具有竞争力的这些挑战，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所以现在到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来开放金融的时候了，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关于财税改革，我不多讲。财税改革确实也是到了一个新的时候，我们过去没有资产，我们过去居民只是挣个收入，因此过去的这些税收都围着GDP转，税收都是GDP上的税收。现在我们过去几年看到了资源会有很大收入，因此我们开始调整资源税，下一步我觉得应该加强资源税的征收，同时建立财产税制度。比如说房产税，用它来抑制投机，用它来增加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同时也可以缓解在财产方面的贫富差距的拉大，如果这些税收能够建立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在另一方面做减税的文章，减谁的税呢？第一，减个人的所得税，特别是现在我们注重减的是低收入阶层，如何减工薪阶层比较高，中高档的，所谓中产阶级这一部分人的所得税？学习借鉴世界上一些竞争力比较强的一些国家的经验。然后降低像前面所讲的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使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能够更好，同时在鼓励环保、鼓励创新方面，也可以通过税收体制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四个大的方面，我今天着重讲。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土地制度也要思考如何改革，加上社保制度如何进行改革，方方面面，改革还有巨大的潜力，改革还能释放出巨大的动力。所以我希望我们上上下下更多地思考这些体制改革的问题，使我们中国经济能有持续的动力，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再有一个好的增长，中国才能实现我们现代化的梦想。谢谢大家。

　　谢颖颖：谢谢樊纲先生，就像刚刚樊先生所说，如何在全球变革当中寻找到中国可持续动力，确实要进行改革，在金融体制方面，还有政府的行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等改革方面，那这些改革要突破这个制度，是否需要一个全新的顶层设计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第四位演讲嘉宾，我们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有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