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各位来宾，上午好。今天我想就花十几分钟时间，主要想谈三个话题。很短的话题。第一个是如何理解今天发达国家所面对的国债、财政赤字和发展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短期的经济发展前景，第三个话题就是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
　　那么第一个话题，我刚才说到是怎么样理解今天的这些财政赤字和国债危机这种局面，第一个，我想要说明的一点，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局面更多的是现代福利国家，现代大政府主义的一种必然的结果。当然我讲的这个可能是讲得话题比较大，具体来说如果我们去看一看，比如说中国乾隆时期，那个时候的政府大概有多大？那么大致在乾隆中期，1766年前后，那个时候朝廷一年的税收，一年的财政税收大概是4900万两银子，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在北京一个工匠大概一年，就是每个月大概可以赚二两银子，一年24两银子，所以那个时候4900万两银子朝廷的税收，相当于两百万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朝廷，是多么专制，多么不管老百姓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为了支持整个乾隆朝廷一年的开支只需要花掉两百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实际上那年财政有盈余，如果从1766年从19世纪中期转到今天，我们去看一下当然中国是，大家都知道现在税负非常重，去年2010年按照初步估算去年预算内的中国的财政税收是相当于4.3亿城镇居民去年一年的收入，相当于去年，相当于14亿中国农民的纯收入，原来的话朝廷的开支，税收只需要两百万个北京人就可以支持，那么今天是在中国是需要4亿多城镇居民的一年的收入才可以支付得了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当然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把今天的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财政税收跟乾隆时期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大致上像今年和去年是需要7000万个美国人一年的收入去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如果按照人口来做一个比较，今天的美国是正好3亿人口多一点，跟乾隆中期的中国人口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朝廷只需要花掉200万个北京人一年的收入，而今天美国政府尽管我们说是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最典型的国家，但是也要花掉7000多万美国人一年的收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很能够看到，就是随着现代政府的规模，而不管是通过各种福利项目，还是通过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领域也好，使得现在政府越来越大，必然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会越来越高，这个是我想讲到的第一点。
　　围绕第一点，我想还有特别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做一些参考的，就是在我们理解今天美国高国债、高财政赤字这样局面的时候，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美国过去五六十年财政税收的变化的情况，那么大致上在1960年的时候，美国的企业税，所有的企业在1960年交的税，大概相当于1960年美国GDP的4%，去年2010年美国所有的企业加在一起交的税是相当于美国GDP的1.8%，所以在过去60年，美国企业的税负是砍掉了60%，如果我们看一看老百姓的税负的情况，个人和家庭所交的税在60年的时候，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8%，那么到今年是相当于美国GDP的6%，所以在过去60年，尤其是过去15年，美国的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下降的，那么相对而言，中国的财政税收从1995年的时候，大概是按照预算内的财政税收算的话是相当于GDP的11%，那么到去年全年，去年全年预算内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面，相对的财政税收的负担翻了一倍，跟美国的情况正好是相反的，一个是越来越低，税负越来越低，另一个是税负越来越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之所以出现了"两低一高"的局面，就是低国债、低财政赤字，但是高税负。在这样一个高税负，税负越来越高，尤其是越来越高的大趋势之下，中国财政赤字很低，国债余额很低一点都不奇怪，那相对来说美国正好是相反的，"两高一低"，税负很低，而且是越来越低，但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国债和财政赤字会越来越高。所以对于两个国家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多少能理解，之所以美国今天的局面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子，而中国的财政和国债余额的状况远远比美国更好，这一点不奇怪。
　　因为一个国家是基于把更多的财富、更多的收入留在民间，另外一个国家更多的是把收入和财富往政府的手里面去转移，所以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局面。
　　那么从这个，刚才我讲到中国是"两低一高"，美国是"两高一低"，就是高国债、高财政赤字，但是低税收。欧盟国家的情况，实际上是跟中国和美国都不一样，欧盟国家是"三高"的局面，是高国债、高财政赤字、高税负。按照最近的统计，大概今年欧盟国家整个税收相当于欧盟国家的GDP的41%左右，美国大概把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加在一起，今年大概是美国GDP的24%，而中国今年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的话，大概是GDP的35%这样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些数字，当然我知道，我讲的这些数字可能有一点太多了，大致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未来几年欧美国家大概的经济的发展的路径会是什么样子的话？大致上欧盟国家挑战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欧盟国家的经济在未来几年，就像刚才刘主席讲到的，不下跌会非常难，因为它的税负已经很高，占GDP的41%。这样一来的话，使得欧盟国家要么为了减少财政赤字，为了减少目前国债危机带来的冲击，他必须要么加税，要么减少财政开支，加税的空间几乎没有，减少财政开支必然对欧盟经济带来非常大的负面的冲击，相对而言美国政策选择的空间比欧盟大很多，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财政税收只占GDP的24%，是非常低的。当然我知道美国主要是共和党的这些议员，坚决不让民主党的议员和奥巴马总统把税收方方面面的幅度往上调太多，所以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僵持之下，使得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很难往下降，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也是我经常跟国内一些朋友经常提起的。
　　在一个非常尊重私人财产，非常坚信还富于民的国家、政客看来，征税、加税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而不是随意几个政府官员就可以决定，就可以把房产税或者其他税种，新的、没有存在的推出来，或者把既有的税率往上调。从这个情况短期来看，美国经济尽管会遇到一些挑战，但不像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那么悲观，因为我经常来往于美国和中国，每次一到国内看中文的报纸和看中文的电视的话，你会觉得美国真的是水深火热，但实际上生活在美国的人，尤其是生活在纽约周围的人，像我就住在纽约周围，你根本不会感觉到太多的水深火热，实际上还是非常欣欣向荣的，只不过GDP的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不是像中国8%、9%、10%那么高，但是对于一个已经非常发达的社会来说，2%的增长速度未尝不可，因为最终改善生活的质量、生活的品质更应该是社会所追求的。
　　那么下面我想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持久的一些判断或者一些思考。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包括一些学者在国内也很容易谈到国家负债太多，国家财政赤字太高，我们很容易会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很长远的历史来看，就是如果回到古希腊、古罗马，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古罗马和古希腊，我们可能会以为今天的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很高，国债余额很高，欠债很多，好像是现代西方社会才有的事，其实根本上不是这样子。最早在公元前200年的古罗马，那个时候按照一些估算，那个时候的古罗马，那个罗马共和国政府，公元前200年前的时候，大概政府负债是当时GNP的60%左右，当然比今天欧盟国家的政府负债水平平均百分之八十几要低一些，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并不是很发达，所以负债，国家负债相当于GDP、GNP的60%，对于那个时候的政府来说应该是很艰难的。但是跟古罗马、古希腊相对应的汉朝的中国政府盈余是非常多的，还有那些中东的，现在我们熟悉的中东国家，印度等等，在那个时候公元前200年前的时候，总的来讲，皇帝朝廷的国库里面，银子、黄金很多，财政盈余也很高，当然我们从公元前200年推移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公元前200年负债非常高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而当时国库里面存银子很多，财政盈余很高的这些中国、埃及、印度等等这些传统的、古老的国家，今天还是发展中国家。
　　如果我们说公元前200年太遥远了，那么近代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回到公元1600年，明朝快要结束的中国的话，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跟今天完全一样的局面了，今天我们说发达的国家是政府负债累累，财政赤字很高，而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财政赤字，也没有什么国债余额，其实400年以前，在16世纪结束的时候，如果大家去看一下经济史的资料的话，那个时候的局面跟今天完全一样的。印度也好、日本也好、中国也好，还有埃及、伊拉克等等那些传统的古老国家，那个时候都是政府非常富有的。而那些西欧的英国、荷兰、意大利的那些城邦国家，还有西班牙那个时候都是负债非常重的，政府负债非常重的。当然我们如果从400年以前又往今天推移的话，我们又发现一个什么局面呢？400年以前政府负债很多的这些国家今天是发达国家，而当时很富有的这些国家今天反而是发展中国家，刚才说了这个话，我昨天听我一个侄女跟我说，我母亲88岁，在湖南农村，前几天给她打电话，说在电视上她听到了，说美国现在没钱了，问我侄女说，那你叔叔怎么办呢？大家想会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我母亲看电视，也许看得太多了，所以她得到一个印象，好像听说美国政府没钱，就以为整个美国国家社会都没有钱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政府有钱和社会有钱，或者说政府没钱和社会有钱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的。
　　那么今天我们又面对的局面，跟400年前、公元200年以前的局面又是一样的，发达国家负债累累，发展中国家负债并不太多，财政有盈余，到底怎么样解释，怎么样理解欠债和财政赤字并不必然使得一个国家衰败，使得一个经济衰败，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做两个不同的解释，就第一个解释，如果我们把今天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负债和资产负债结构也好，跟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资产负债结构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大致上在一个很宏观的层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美国政府借债很多，像中国要发很多国债，希望中国中投和外汇管理局去买很多国债，但是美国资产结构是因为政府负债很多，把更多的投入和财富留在民间社会，尤其是留在企业，让企业和民间社会做很多的股权投资，包括在中国、在印度、在巴西这些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做很多股权投资，那么我们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优势呢？尤其把美国这种资产负债结构跟中国做一个比较的话，中国的资产负债结构跟美国正好是反过来，民间、社会和企业留下的钱和收入很少，更多的收入和财富都在政府，在国家的手里面，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不管是外汇管理局还是中投，还是其他代表国家的投资机构相当多的钱都是去买各个国家的公债，更多的中国的财富是去投放到固定收益，每年只有1%、2%投资回报的钱，但是整个国家在股权投资这方面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所以一个国家是偏重固定的收益，一年只有1%、2%收益的这些投资品种，而更少的资金和财富是放在股权一类的投资里面，而另外像美国的话是正好反过来，固定收益的投资比重，美国在全国的层面是很低的，股权一类投资品种是非常高的，十年以前美国家庭财富有70%左右都投资在股权一类，基金、股票品种里面，而中国家庭股权投资一类占的比重很少，在国家层面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向前50年、100年，股权投资比重越高的国家和社会，50年以后、100年以后更有可能胜出的，因为根据历史的资料，因为我是研究金融和资本市场投资，过去一百年、两百年的历史，大概哪一类型的投资更能赚钱的话，长远来说绝对是股权投资要胜过债券一类的投资，这个是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理解为什么政府负债很多，财政赤字很高，并不必然意味这些经济、这些国家长久会走向衰败。
　　另外一个，我想给了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对于约束国家权利，约束政府权利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还有近代的西方社会他们一方面是历来旧政府经常欠债，政府经常有财政赤字，另一方面又有民主和法制，大家可以记住这样一个道理，政府太有钱，政府的权利很容易不受制约的扩张，政府越是没钱，财政赤字越高就逼着这些政府不得不听资本市场投资者、参与者的话，对资本市场，对大众社会的评判，对政府的评判会非常的敏感，因为说到底，没有钱的政府，欠债的政府，总是需要去借债，才能够把财政赤字给渡过去，只有在政府对于资本市场有需求、有需要，对社会有需要的时候，政府的权利才可能愿意让步给民间权利，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要我看的话，西方发达国家还会有一段时间的折腾，没有几年是下不来的。但是这些折腾是一种必要的人类社会自己纠错，自己把政府的权利做到关进笼子效果的一个必要的过程。
　　好，谢谢大家。

　　陈伟鸿：好，谢谢陈志武先生，我们当然也要感谢前面为我们做主题演讲的各位嘉宾。我想他们的远见、他们的洞察力，是我们在这个变革的年代最渴望的一份智慧，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2011CCTV全球财经论坛主题演讲的部分到此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谢颖颖：不过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智慧的碰撞和对话。我们每位嘉宾桌前面桌上都有一个调查表，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填写之后就放在桌上，到时候会有专人来收取大家的这些建议，不过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在梳理2011年全球经济变革，也同时展望一下2012年的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短片之后我们马上进行精彩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