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1998年初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以来，中国电信市场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革。首先是政府部门的职能由过去的亲自经营电信业务，转变为纯粹的行业监管部门，在电信市场实现了政企分开；其次，电信市场结构由过去的独家垄断经营，转变为多家运营商的彼此竞争，实现了电信市场的去垄断；其三，竞争的引入，刺激了电信企业的产品创新，实现了电信产品的多样化，掀起了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产品创新浪潮；其四，电信行业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了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巨大的行业。然而，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电信市场的这一变革过程，一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人们承认电信改革打破了行业垄断，规范了政府行为，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果；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变革带来了电信市场的无序与恶性竞争，导致了电信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这两种显然彼此矛盾的观点，反映了人们对效率概念的混淆。

　　  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看，效率是指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代价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产出。衡量效率的标准尺度是社会总福利贡献，它包括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外部性效应等三项指标。在社会总福利中，消费者剩余处于根本的位置。消费者剩余越高，说明市场的竞争程度越充分，市场竞争越有效。而生产者剩余和外部性效应则处于从属或者派生的位置。只有通过定量地分析社会总福利——特别是消费者剩余——在数量上的变化，才能对我国电信市场变革的效果作出相对科学的评价。

　　  对于中国电信市场的效率问题，之所以存在十分不同的认识，关键就在于人们对效率的认识角度不一致。许多学者主要是从电信运营商——即生产者——的角度来衡量市场效率的，而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了受忽略的位置。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因而必然会得出本末倒置的结论。然而，对于中国电信市场的消费者剩余问题，目前还缺乏正规而系统的研究，还没有可以信服的定量估计。为此，本文拟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对中国电信市场的效率问题进行定量的估计和分析，以期对中国电信市场的变革效率给出一个相对科学的评价。

　　  对消费者剩余的研究，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传统课题。通常的消费者剩余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方法是基于Marshall需求函数的消费者剩余估计，另一种方法是基于Hicks需求函数的消费者剩余估计(Jehle & Reny, 2001)[1]。二者的差别在于后者考虑了价格变化所产生的消费者效用变化。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如果采用Marshall需求函数来估计消费者剩余，其优点是在计算上比较简便，缺点是不能保持消费者效用水平的不变；而采用Hicks需求函数来估计消费者剩余，其优点是能够分离出消费者效用水平变化对消费者剩余的影响，缺点是在计算上比较复杂，并且存在初始价格点的选择问题。因此，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考虑，推荐采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如Hausman(1981) [2]推荐采用Hicks需求函数，而Nicholson(2005) [3]推荐采用Marshall需求函数。从实用的角度考虑，本文认为Nicholson的建议更具合理性，因此拟选择采用Marshall需求函数来估计消费者剩余。

　　  要研究消费者剩余，首先要科学地估计市场的需求函数。关于电信市场的需求函数特别是消费者剩余的定量估计，目前的正式研究文献尚不多见。Hausman(1997) [4]曾对美国移动电话市场1983年的消费者剩余做过估计，其估计结果是，Marshall价格弹性为0.506，Hicks消费者剩余为498亿美元（1994年价）。Burnstein(2005) [5]则估计过美国洲际长途电话市场的需求函数，其估计的Marshall价格弹性为0.835，但是他没有估计相应的消费者剩余。Hausman和Burnstein都是采用标准的两阶段固定效应法来估计Marshall需求函数的，本文亦将采用这一估计方法。国内学者也曾尝试估计过中国电信市场的Marshall需求函数，但是由于所选用的计量分析方法不恰当，或者供分析的数据结构不合理，得出的结果缺乏说服力。至于有关中国电信市场的消费者剩余问题，则尚未见到公开文献的报道。

　　  本文的后续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发展历程；第三部分，介绍消费者福利的测算方法；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数据结构与来源；第五部分，对中国电信市场的消费者福利进行定量的测算；第六部分，分析中国电信市场消费者福利的来源；第七部分，研究结论。

　　  二、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发展历程

　　  参考陈卫华(2005) [6]、刘灿(2005) [7]、郑奇宝(2005) [8]、Loo(2004) [9]、Yu(2004) [10]等人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历程，可以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年以前的行政性垄断阶段；第二阶段，1993-1997年的改革尝试阶段；第三阶段，1998-2001年的市场结构重组与定型阶段；第四阶段，2002年以后的市场化运行阶段。其中，第二阶段是冲破坚冰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改革的实质阶段，第四阶段是反映和体现改革效率的阶段。

　　  中国电信市场最初的改革尝试始于1993-1994年间。当时，一方面是基于“入关”谈判的考虑，长期封闭和垄断的中国电信市场已经成为“入关”的障碍，开放电信市场已是国际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基于提升国内电信行业运营效率的考虑。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人们对通信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消费要求，消费者需要更多、更快、更好和更加便利的现代化通信服务。然而，当时处于封闭和垄断状态的中国电信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增长，因此，来源于国内的改革电信市场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中央政府在1993年首次出台电信改革政策，将电信市场的部分业务向国内企业开放。1994年1月，中国吉通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吉通”）成立；1994年7月，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市场垄断格局的坚冰被打破。但是，由于当时的政府部门职能未能理顺，以及电信投资的规模效应，“中国联通”等新进入的企业步履维艰，直到1997年底，“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尚不足2%，中国电信市场尚未进入实质性的竞争阶段。

　　  中国电信市场的实质性改革发生在1998年以后。进入1998年，随着“入世”压力的与日俱增，以及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目标所需，深化电信市场的改革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于是，1998年3月，中央政府利用政府机构改革之机，撤销了具有“准企业”性质的邮电行业主管部门，新组建了独立于企业的行业监管机构——国家信息产业部，由国家信息产业部负责国内电信市场的结构重组。从此，中国电信市场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行业巨头“中国电信”在1999年2月被一分为四，“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从原“中国电信”中独立出来，原“中国电信”的无线寻呼业务被整体并入“中国联通”。随后，1999年8月，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网通”）成立；2000年12月，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铁通”）成立。2001年12月，“中国电信”再度被分拆为南、北两大电信集团，南电信继承原“中国电信”的名号，经营南方21个省市自治区的固定电话业务；北电信并入“中国网通”，经营北方10个省市自治区的固定电话业务。至2001年底，一个全新的中国电信市场基本成形，在这个市场中，基础电信运营商由“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铁通”和“中国卫通”构成，即俗称“5+1”的市场结构；另外，还有数千家电信应用服务提供商。

　　  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是否达到了提升市场效率的初始目标？一般来说，衡量市场效率最为直观的指标是，市场的产量水平与价格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如果市场的产量水平在持续增长，价格水平在持续下降，我们就说市场的效率在持续提升。

　　  首先，我们来考察中国电信市场的产量水平及其动态变化。近10年来，中国电信市场的业务总量即均衡产量，经历了一个指数式的快速增长过程。按照2000年价格计算，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电信市场的均衡产量由1562亿元，迅速增加到了9148亿元，六年时间翻了2.55番，或者说经过六年时间产量增长了486%，年均增长率高达34.26%（如图1所示）。从福利经经济学的观点看，产量的强劲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电信市场整体效率的显著提升。

　　  其次，再来看中国电信市场的价格水平及其动态变化。在市场产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电信产品的均衡价格一直在持续走低（如图2所示）。按照相对价格计算，中国电信产品的平均价格在1998年为1.17，到2004年下降到0.57，六年间下降了51%，年均降价11.21%。从福利经经济学的观点看，价格的大幅下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电信市场整体效率的显著提升。

　　  通过上面的直观考察，可以初步认为，无论是从市场产量的角度，还是从市场价格的角度，中国电信市场正在经历一个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这种效率的提升贯穿于中国电信市场的整个改革历程之中。当然，要想精确地回答中国电信市场的效率问题，我们必须借助于定量评价的手段。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消费者福利的角度，来定量地测算中国电信市场的效率变化，为回答中国电信市场的效率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