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是怎样诞生的

国贸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 （资料图片）

１９８４年９月４日，国贸大厦封顶。 （资料图片）

国贸大厦总设计师、原深圳市规划国土局副局长朱振辉。

　　口述：原深圳市副市长 李传芳

　　李传芳，女，１９４４年出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１９６７届毕业生，１９８３年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副局长兼任深圳国贸大厦工程现场总指挥。１９８４年６月任深圳市副市长，已退休。

　　提起“深圳速度”，大家知道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千千万万“拓荒牛”在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时创造出来的非凡业绩。

　　作为象征，“深圳速度”又是和当时建设国贸大厦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５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一条消息：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大厦主体工程建设速度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高层建筑历史上的奇迹，标志着中国建筑行业的实力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三天一层楼”就此成为“深圳速度”的标志享誉至今。

　　特区要建一座标志性大厦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由吴南生同志挂帅的首届领导班子规划了深圳最初的建设蓝图。建设者们在罗湖桥边摆开阵势，日夜奋战，一举搬掉了罗湖山，为深圳最早开发的人民南一带打下了基础。１９８１年，梁湘、周鼎等同志来深圳接过吴南生等同志的班。第二届市领导班子起步后，最早酝酿立项的就是国贸大厦。

　　当时深圳的大型办公楼，在建的只有一座２０层的国际商业大厦。

　　梁湘等领导提议在人民北路、国商大厦东北面路口再建一座标志性大厦——国贸大厦。梁湘同志把当时在深圳的３８家内地部门的同志召集来商议，建议把这座大厦作为各省市设在深圳对外发展的“窗口”，由大家出资，一家一层，每平方米造价约８００元。初定建３８层，比当时中国的最高建筑——南京的金陵饭店高一层。事情基本定了下来。但在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时，大家感到３８层的高度还不够，与香港也没法比。大家解放思想，结果议定建一座地上５０层、地下３层共５３层的大厦。顶层要能停直升飞机。５３层搁现在当然不算什么，但当时属于中国内地之最，显示了深圳人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按照中南设计院的设计方案，５３层的国贸大厦标高１６０米，总建筑面积１０万平方米，将成为深圳特区享誉全国的标志性大厦。

　　市政府规定，像所有的工程一样，国贸大厦也要通过招标来确定承建单位。共有７家省级以上建筑企业获准参与投标。最后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简称中建三局）中标。设在武汉的中建三局，是最早一批进入深圳参与特区建设的国有大型企业。局长是张恩沛，我是副局长。

　　中建三局之所以能够中标，一则当时已经承建过市人民医院和罗湖口岸联检大楼，信誉较好；二则我们的施工方案提出要使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滑模工艺，以大幅缩短建筑工期。为了拿下这个工程，我们还放弃了已经中标的位于文锦路的金城大厦两座塔楼项目。

　　建设国贸对我们局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么大的项目谁也没干过，谁都想来干。三局在武汉和荆州地区挑选了１０００多名精兵强将，意气风发地开赴深圳，充实到三局一公司。工地上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工人们是夫妻也得分开住集体宿舍。我受三局委托任现场总指挥，我爱人俞飞熊是总工程师兼滑模施工副指挥，也都不住在一起。工棚是用油毛毡和竹竿、竹席、竹叶搭起来的，闷热又潮湿。但工人们一点也不觉得苦，他们认为能参加特区建设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上世纪８０年代响遍深圳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从内地来看到这口号感到特别振奋，经常以此来激励公司的干部和员工。

　　深圳高温酷热、又经常下雨。工地上实行１２个小时轮班倒，人停机不停。工人们士气旺盛，不讲条件，拼命苦干。每天在烈日蒸烤下作业，大汗淋漓，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很多女钢筋工也像男工们一样，３５厘米粗的螺纹钢扛起来就走。

　　记得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１日夜间，１２级台风正面袭击深圳，工棚全部被毁，有人被刮到铁丝网上，一时竟动弹不得。工人们全身湿透，在大风大雨中露天里熬了一夜。当时我住的工棚也被吹跑了，只好把洗澡木盆顶在头上挡雨。第二天一早，工人们顾不上收拾住处，先都跑到工地上整修设备，下午就正常开工了。

　　１９８４年春节前的一天，国贸工地对面南国影院工地工棚突发大火，浓烟蔽日，火光冲天，火星不断地蹦落到我们的工棚上，情形紧张至极。工人们纷纷从塔吊上爬下来，站到工棚顶上，不停地浇水，硬是保住了自己的阵地不受波及。

　　除了开创事业的激情，改革创新也是我们提高效率的法宝。公司在深圳搞工程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是，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制度，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这一方面极大地激发和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员工们的待遇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干得最多的月收入高达６００多元。这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算是天文数字了！干部们当时拿的还是死工资，当时我这个副局长、工程现场总指挥的月薪才１００元，外加７５元特区补助。但我们一点也不嫉妒拿高薪的工人。

　　干群一致、上下同心，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特别能战斗的中建三局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走到了创造奇迹的门口。

　　搞滑模，我们一定要成功

　　国贸大厦能够高标准如期建成，关键是成功运用了滑模工艺。用今天话说，是拿下了建筑行业的“高科技”。

　　我们在１９８２年５月开工后，用半年时间打完地基，随后又完成了地下和裙楼的施工。在进入大楼主体建筑施工后，即开始试验滑模工艺。

　　传统施工用的是翻模工艺，是在大楼的外部密密麻麻搭建一圈脚手架，一直搭到最顶层。然后一层层地制模板、轧钢筋、浇水泥；搞好一层，把模板拆下，重新翻制，再轧钢筋、浇水泥……一个１５３０平方米的层面，工期最少得１５天。５０层主楼，封顶要７５０天。

　　滑模的优点在于，不需要搭建脚手架，用模板做成板墙，然后将混凝土从墙心中间灌入，模板“滑”升，混凝土墙就立在那儿了。整个一个平台，可以一边轧钢筋、一边浇铸混凝土，一边外筒内筒及宽梁同时滑升，几道工序衔接紧凑，同时进行。因此效率成倍提高。

　　但是滑模工艺的难度很大。滑升快了，混凝土尚未成型，墙体会软瘫、坍倒；滑升慢了，混凝土已经凝固，墙身会被拉裂。而且混凝土的凝固时间又受到水泥质量、操作水平和气温等因素的制约。关键是要找到模板滑升的最佳时机。这就要通过反复的试验，积累数据和经验。

　　正是因为滑模施工难度太高，建筑行业并未广泛使用。别说内地没有人用过此法，即便香港那么多高楼大厦，也只有胡应湘先生建的和合大厦用过滑模。上世纪４０年代曾经因为滑模失败，在丹麦死伤了３０多人；在美洲损失过几千万元。中建三局要在深圳吃这“第一只螃蟹”，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

　　但是三局的领导们有一种强烈的创业冲动和使命感。局长张恩沛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滑模工艺才能创造效益，提升我们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和形象。滑模工艺寄托着中建三局３０００多员工的希望。”

　　当时张恩沛局长在湖北主持全局工作，但时常到深圳工地上来。不能来，则通过电话遥控指挥。特区初创，配套设施奇缺。我们这么大的工地，不可思议地居然没有一部长途电话。我每天晚上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赶到深大电话公司去挂长途，向他汇报。

　　从１９８３年６月到１０月，我们整整攻了４个月的关。

　　第一次试验失败了。因为滑模起提速度太慢，正在凝固成型的墙体被严重拉裂，里面的钢筋暴露出来，操作工４７小时下不了火线。

　　我们未免有点沮丧。

　　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长罗昌仁亲临工地为我们打气：失败乃成功之母。千万别气馁，把拉裂的墙体打掉重来！

　　市基建办总工程师、全国人大代表黎克强来到工地。他把滑模试验视为己任，虽然６３岁高龄，但三顿饭都吃在工地，与我们共同攻关，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干部和工人们憋着一股劲，调整了滑模的提升时间：即在水泥初凝之前开始提升。但是，又连试两次还是不成功。

　　滑模究竟能否成功——有一股乌云压顶的感觉。

　　有人说风凉话：滑模滑模，要是从顶层往下滑，滑不成只影响一层；现在从下往上滑，滑不成，得影响几十层。还是别再搞了。

　　有人说，不是不允许失败，但是拿中国第一高楼做试验风险太大！国贸大厦耗资一点二亿，弄糟了你们公司赔得起吗？！

　　也有人好心地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按老办法搞吧，虽然慢，但保险。

　　各种各样的指责和劝阻如同一条条绳索要把我们拉回来。

　　压力再大，我们硬着头皮顶着。心里知道，经过三次失败，离成功其实已经不远。三局的领导也没有批评我们，干部工人们更无半点怨言。有个工地管理员表态，我宁可去坐牢，也要搞下去。

　　多次到工地上视察过的梁湘、周鼎等市领导，表态坚决支持我们继续试验。罗昌仁说：“我们要把成功的机会给三局！”

　　当时在现场负责的除了我和爱人外，还有３９岁的党支部书记、施工副指挥厉复兴，３６岁的工地主任、施工总指挥王毓纲，２６岁的滑模主管、设计组组长罗君东等。年轻人有冲劲也有韧劲，我们聚在一起测算数据，模拟试验，越试心里越有底，觉得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一定能成功。

　　怀着必胜的信念，我们全面分析了失败原因：出模强度的难题已经解决，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浇灌速度问题。

　　１５３０平方米一层的平台，需要２４００多立方的混凝土从多个方位同时浇灌。因为设备不足，导致混凝土供给量跟不上。只要大幅度地提高混凝土供给，保证均匀浇灌，就可能闯过这一关。

　　在总局和市政府以及银行的支持下，我们贷款又增置了４台搅拌机、一个搅拌站、一个输送泵，一个爬塔（用来垂直运输混凝土）。

　　根据新的研制方案，第四次试滑于１９８３年９月１８日晚９点开始。

　　张恩沛局长亲自从武汉赶来，坐镇指挥。

　　罗昌仁副市长当晚７点就赶到了工地，为我们压阵。

　　在开工之前，张局长做了动员。他说：“同志们，４个月的努力和煎熬，今晚就要见分晓！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建三局领导都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技术上的难点和障碍都已被我们克服了，现在就看我们的临场发挥，看人的因素了。所有的岗位、所有的工序、所有的作业都不能有任何的疏忽与差错。今晚，我们一定要把滑模拿下来。”

　　一声令下，搅拌机和输送泵开始轰鸣。

　　水泥每浇灌３０公分滑模将提升一次。

　　晚１１点，是预定的第一次滑模提升时间。工地上一片肃静。分布在１５３０平方米操作面各个关节点位置的５７６个油压千斤顶同时启动，“哒、哒、哒、哒”，５７６个马达声清晰而惊心。

　　我和罗昌仁副市长、张恩沛局长、黎克强总工和工程指挥部的成员们蹲在滑模平台的下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拉模的过程和效果。

　　自重２８０吨、结构庞大的滑模，慢慢地同步被顶升起来。一公分又一公分。混凝土墙脱离了模板，像一排长城，稳稳地矗立在眼前！青灰色的墙体柔和、光滑、坚实，没有一丝裂缝，在工地夜灯的照射下，像婴儿的皮肤一样令人心醉。脱离模板怀抱的墙体，迅速地凝固、成型，强度达到了设计要求。

　　继续浇灌，继续提升，滑模整个提空后，宣布一层大楼完成。经过激光检测，楼层的水平度和垂直度完全符合标准（最后大厦竣工时，大厦的倾斜度只有３毫米，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准）。

　　第四次滑模成功了！巨大的喜悦代替了巨大的压力。

　　罗昌仁副市长擦着眼角的泪花，与我们一个个握手：“太不容易了！祝贺你们！祝贺中建三局！”

　　我按捺住猛烈的心跳，拿起麦克风对着工地周围沉默地等待已久的１６００名员工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滑模成功了，我们胜利了！”

　　工人们听罢，先是瞬间的寂静，接着就欢呼起来。工人们把安全帽从头上摘下，使劲地挥舞着，喊叫着，拥抱着，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

　　此情此景，使我想起自己的父辈们欢庆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的时刻，想起我们中建三局这些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无以言表。

　　滑模工艺的试验成功，立刻就使我们的效率提高了一倍：从十五天一层，变成七天一层。

　　１９８４年３月，大厦建到２０层以后，由于工艺水平的提高，这个记录又不断地被刷新：六天一层，五天一层，四天一层。

　　建到３０层，终于实现了三天一层——“深圳速度”由此诞生！

　　“三天一层楼”也是“深圳效益”的象征

　　１９８４年９月４日，国贸大厦主体工程顺利完成。封顶仪式上，工人们买了一挂总长１６０米的鞭炮，从楼顶直挂下来，用钢丝绳拉着，足足燃放了二十多分钟。

　　在国贸大厦完工以后，中建三局的品牌从此打响，实力大大增强。随后又承建了发展大厦和６８层的地王大厦。

　　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０日上午９时，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途中特地参观了国贸大厦，受到深圳市民自发的热烈欢迎。他健步登上国贸大厦顶层旋宫，俯瞰深圳特区经过１０余年建设所呈现的壮丽景色，欣喜地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２４年过去了。每当有当年中建三局的员工们来看我，我们总要回想起建设国贸大厦的日日夜夜，经常要解读 “三天一层楼”的历史意义。“三天一层楼”只是当时深圳数千个建设工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地创造各式各样奇迹的一个代表。当它作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时，人们强调的是它的速度。我认为，“三天一层楼”也可以说是“深圳效益”的象征。因为从“十五天一层”到“三天一层”，是速度的飞跃，更是效益的提升。滑模技术带来工艺的简化、材料的节省和工期的缩短，必然产生巨大的效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国贸大厦联想到整个深圳特区的建设，也是一个速度与效益同步发展的历史。深圳人用了２８年时间，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建成这样一个美丽、富足，充满活力、前程无量的新城，目前已经从特区内发展到特区外，ＧＤＰ从 １９７９年的１．９亿元发展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６８４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昔日的一个边陲小镇，已变成一座世界名城。

　　深圳，一部从无到有的单个城市发展史，成为人类不懈地追求速度与效益进程中的一个范例。

　　(李传芳口述 胡志民整理 杜吉轩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