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G20全球磋商机制走样

■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高健

　　本周末，G8峰会将第一次扮演G20峰会前立场协调会议的角色。此前几乎已成惯例的“金砖四国”在G20峰会期间的单独会议有可能继续召开。可以说，G20作为经济、金融政策全球性磋商机制的地位已基本确立。

　　从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为应对危机而仓促承担全球协商重任，到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为世界贡献万亿美元全球刺激措施，再到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设立“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被世界赋予越来越多重任的G20峰会进一步机制化。但在这个不断前行的过程中，为确保G20机制健康运转，需时刻对“三大歧途”保持高度警惕。

　　首先，警惕部分成员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在全球经济逐渐走出“最糟糕时刻”的今天，因为经济复苏程度、速度的差异等原因，G20成员国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再如同危机期间那么一致。比如，面临国会中期选举压力的美国，始终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视为“眼中钉”，主张暂时不要退出刺激计划；既忧虑纳税人抗议，又担心本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受损的欧洲国家，多次顶着重压力促全球开征银行税；澳大利亚、俄罗斯等自然资源大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态度也将服务于其在G20框架下左右逢源的基本诉求。在这种情况下，G20机制想要酝酿出具有高度权威性和指导意义的成果将十分艰难，但应该警惕部分成员将适于自身利益的规则推行于全球的做法。

　　其次，避免沦为西方发达经济体主导的G8机制的变体。由于欧美经济及金融体系在危机中受创相对更为严重，而眼下的G20峰会又以“复苏与新开端”作为探讨对象，与G8成员国相关的话题不经意间成了最受热议的G20话题。因此，作为全球决策磋商机制的G20需严格考察探讨话题在内部的适用范围，并增加与新兴经济体利益相关话题的数量和热度，从而放大G20成果的普适性。

　　第三，通过尊重新增决策成员利益的方式，来保证自身存在的可持续性。从G8到G20，新兴经济体的加入是全球决策新机制的最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G20匹兹堡峰会所设立的“强劲、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在理论上将有利于包括广大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而发达经济体在寻求“全球经济新平衡”时，又要求主要新兴经济体对此做出贡献。换言之，G20成果将惠及整个新兴经济体，但用以换取这份“实惠”的责任和牺牲全部压在有限的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肩上。在新兴经济体自身实力和承压能力都相对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不平衡或将对G20机制的可持续性形成负面影响。

　　事实上，无论是其成员对自身利益的坚持，还是对旧有机制的留恋，抑或是某种程度的不平衡对待，都是任何磋商机制难以完全消除的，但G20要时刻警惕这些陷阱，避免“误入歧途”。

　　G20的发展前景远非一次多伦多峰会就能塑造成型的。在6月初的G20成员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上，会议东道国韩国方面透露，G20多伦多峰会的任务是继续进行议题磋商并拟定初步策略与共识，并交由今年11月的首尔峰会达成最终政策建议。由此看来，G20每年两次的首脑峰会制度基本成型。

　　G20机制的初步确立是对全球化所塑造的经济多极格局及全球经济联动特征的真实反映，是全球参与经济、金融决策大趋势的最新载体，更是对多国磋商机制的效率和可行性的最前沿探索方式。因此，如果G20能排除干扰，为全球经济及金融体系发展道路做出最佳选择，也将对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谈判在内的其他重大事件全球磋商机制起到促进作用。

　　6月23日，在新闻中心，记者查阅峰会有关资料。

　　新华社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