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的九大评估领域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选取了九个领域来评估幸福。这九个领域是：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以及教育。

　　我们选取这些领域，是为了追踪在不同时期幸福受重视的程度。同时也是为了将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之间的表现情况做一个比较。另一个目的，则是建立更高的目标，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并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1. 心理健康

　　在这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估领域中，心理健康可以从三个关键的指标上去理解。这三个指标随后又被分解为五个，接着又被细化成大约40个变量。这是一种集成体系（aggregation system）。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都设有指标。

　　西方有一种衡量幸福的方法，我个人非常不喜欢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在全球普遍使用并且省钱省事，所以还是要在这里介绍一下。这种方法就是要求人们对自己的幸福状态打分，从1分到10分。然后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国家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我们很容易看出来，这是一种极端局限的手段。

　　在这种打分排名方式下，我们不知道人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排名也毫无用处。人们对幸福的投入，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对人们获得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涵盖在这种调查方式里。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调查者在过去两周的时间里，生气了多少次，嫉妒了多少次，感到沮丧有多少次，感到愤怒又有多少次。如果你每星期生一次气，那一年就是52次，这是个不小的数字。问卷能反映这个国家的情绪状况。

　　我们把不丹国内不同地区的情绪状况做了个比较，发现在首都，人们的负面情绪比较高。我们对首都通常会持乐观的态度：首都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居住在首都的人是素质最高的人，因此首都人民应该是最快乐的。但数据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首都廷布（Thimphu）的负面情绪指数非常高。

　　2. 社区活力

　　我们都生活在社区里。有了人与人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我们的人格才得以成长。社区是一种社会结构。在不丹，社区的作用尤为深远。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是要发展社区，而是在社区中发展。在不丹，对社区活力的衡量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当人们面临危机、事故、死亡或感情问题时，是否能从社区中得到帮助和支持。这需要人们的主观判断。还有两个方面是对社区的信任程度以及在社区中的归属感。在不丹，这种信任和归属感的指数非常之高。我们在与其他国家做对比时发现，其他国家甚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指数，也没有像不丹这样如此强有力的社区关系。

　　出现这种独特的情况，是因为不丹是由4500个村庄组成的。这些村庄的历史非常悠久。

　　3. 文化

　　不丹的节日是多才多艺的农民们展示他们的团结、技能和表演天赋的时刻。在不丹，村子就是名副其实的训练中心。在某一个月里，他们都是舞蹈家。他们为节日而进行舞蹈训练，然后不醉不归。他们也是画家，懂得如何混合颜料以及如何从大自然中提取颜料，这意味着他们还具备了一点儿生物知识。

　　13种传统工艺，从皮制工艺到编织，成为国民幸福指数文化领域的评估指标。我们尝试着用可以测量的方式来衡量文化。

　　4. 时间使用

　　这第四个指标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长久幸福都密切相关，因为我们每天对时间的分配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问题是，总有一些事情会占用较大块的时间，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时间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上下班要花费的通勤时间全世界都在增长。

　　当代社会另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等待的时间在变长。我认为，人们没有对时间分配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还在思考，也许是因为忙于生计。但合理分配时间，这是逃避不掉的。我们身体的系统构造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在我们体内深种，并要求同样有规律的时间安排。

　　抛开金钱和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同样能从时间使用上窥视生活的质量。

　　我们发现，35岁的不丹人花费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为了养家糊口而工作是这个年龄段的人们最主要的工作。人在这个阶段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但也需要承担大量的责任和压力，因此实际上并不能获得多少幸福。世界各国的情况都是如此。我们必须要承受这些吗？这就是问题所在。毕竟这应该是我们一生中最独立、最自由的一段时光。或许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但却符合大多数人的现状，对工人阶层来说尤为如此。

　　怎样让统计表上的工作时间曲线走得更平一些？这需要大量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调整，不光是心理调整。但社会和经济因素的调整超出了个人能力的范围，实现起来也比较困难。

　　5. 政府管理

　　在衡量不丹的政府管理成效时，我们采用了感知型数据（perceptual data）。客观数据（objective data）是很明显的，比如不均衡系数和基尼系数（inequality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但我们仍需采集感知型数据。有时候，主观感受传达的信息比现实情况要糟糕得多，但这也是一种现实。事实上，正是这种感知型的现实驱动着变革。

　　在廉政方面，我们用感知型数据来衡量人们的信任程度。我们选取了四个维度的信任：第一个是对大众媒体的信任。一旦人们认为媒体是被操纵的，只为工业生产和政治游说者做宣传，人们就不再信任媒体。然后我们就需要用其他方式来获取信息，比如通过研究或依靠第一手资料。

　　第二个是对警察的信任。警察工作在社会第一线，因此我们要衡量警察在处理民事或刑事案件中能否获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另外是对司法系统和政府的信任，这些也都会被衡量。

　　6.生态

　　存在即负责。我们要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如果环境在恶化，我们不可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在不丹的首都廷布，环境状况是最恶劣的。

　　7. 生活标准

　　在探讨调查的过程与体系的时候，我们陷入了复杂的讨论。过程与体系都是十分难以捉摸的东西，因此我们几乎要失去方向。你必须对此非常有研究，才能弄明白获得幸福是否要依赖自由市场经济框架，或者要依赖民主体制，等等。

　　在生活标准这个领域里，我们把房屋所有权列为一项关键指标。当然食品也是。挨饿的经历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交通运输、市场体系以及住房问题。

　　在不丹，为社区做贡献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像是这个社区的成员。在佛教徒眼里，不能对他人布施是一种真正的贫困。被外界因素阻碍而不能帮助其他人，在佛教中，这是真正的贫困。

　　按此定义，很多有钱人都是贫穷的。他们不能让自己做出贡献。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中也存在这个现象。

　　不难看出，现代社会体系在生活标准方面偏向受教育人群，尽管本来不该如此。但如今的法律由他们制定，以保障权利更多地流向大学毕业生。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以及法律的保护。这是不公平的。

　　8. 身体健康

　　在健康领域，我们从人们的健康状况、健康知识以及健康行为三个方面去衡量。这与卫生部衡量工作业绩的方法很不一样。卫生部看重的是医院和医生的数量等等。我们则认可自我报告健康状况这一更具广泛性的方法。自我报告健康状况是衡量社会整体健康状况的一个便捷的途径。

　　9. 教育

　　在教育领域，教育部的指标同样是资源的投入：入学率、教师以及教师的数量等。他们衡量这些硬件设施的输入，但害怕衡量输出。而我们则基本上用教育输出来衡量教育现状。

　　教育程度总是和收入高低紧密相连，这并不意外。高学历意味着能挣很多钱，所以现在学历竞争很激烈。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首都人挣得非常多。这又是一个不平等，也是国民幸福指数关注的重点，因为不平等是不利于获得幸福的。

　　我们努力尝试找出能产生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佛教中的其他事情一样，幸福的产生是多方相互依存的结果。佛教里的一项重要信条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而产生。将这一理念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也是没有害处的。

　　正因为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依存，所以我们不能把幸福拆分为主要的因素，诸如收入、教育或健康。我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需要许多生存条件，而不是以牺牲其中的一样条件为代价换取另一样。我们需要社会、心理、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各种因素，并且只有当这些因素交互在一起时，我们才能感受到一点自发而来的幸福。如果我们带有目的性地去寻找幸福，或许很难找到；但如果所有的因素都齐全了，幸福会自然而生。（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