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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0月29日 08:5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南方网
编者按:
不丹是全球首先提出GNH概念并付诸实践的国家。本报2009年12月上旬曾邀请不丹研究院院长卡玛 尤拉来华访问。本报将于2011年初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国民幸福》一书,详细介绍不丹在GNH方面的理论讨论及实践经验。本期先期编发数文,介绍GNH在不丹的源流,以及不丹GNH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成。
“国民幸福指数(GNH)”在不丹(Bhutan)诞生,有其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在不丹,每逢宗教节日,庆祝活动的表演中总会有一个小丑。每个节日活动的表演中都有关于法(Dharma)和佛教(Buddhism)的非常严肃的内容,但也有一群像小丑的角色,可以不受严肃内容的限制,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小丑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完全受控于强大的主流力量,社会将不可能有任何进步。这些小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国民幸福指数的意义也是如此。国民幸福指数试图以一种非主流的概念来冲击人们的思维,让人们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现有的主流框架。
佛教文化对幸福早有认识,并且认为物质享受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有限。仁波切大师(Guru Rimpoche)在8世纪将佛教引入不丹,从此沉思(reflection)、修习(study)和冥想(meditation)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大师教导我们,在寻求幸福之前,我们必须认知自我,发掘自我的本性。
不丹的文化就是如此。有很多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书籍,论述政府的职责是什么。那个时候不丹刚刚统一,人们认为政治管理不能脱离宗教精神的指导,因此政教开始合一。这些书籍明白地指出,当时之所以制定法律,就是为了敦促政府创建一个幸福的社会,否则,这个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但是,现实中,人民必须要纳税,这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当税赋不合理时,困难尤为明显。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不丹的现代化进程刚起步,第四代国王在公开讲话和面对媒体时,都更清晰地传达了创建幸福社会的理念。当时他并没有创造“国民幸福指数”这个词,他只是在谈幸福。通过他个人的观察,他得出结论:西方很多国家都在科技、交通和医疗设施的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他也模糊地意识到,这些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方面被忽视了,某些传承被中断了。
国王开始思考自然环境的破坏、文化和信仰的流失,人们不再能找到自己核心的价值观,不再能掌控自我。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本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没有了可以坚持的信念。价值、哲学和个人思想都不再能成为精神支柱。无数的专家和外国顾问向人们灌输意见,声称这种或那种模式能让国家取得成功。这是很让人困惑的。但当时并没有其他的理论观点能与之抗衡。
第四代国王对这种状况产生了质疑。他强调了文化在抵御这些影响方面的战略意义。他深信自然资源是良好生活的基础,并且相信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他不希望不丹国内的合作生产体系被破坏,也不希望一味地接受外国援助、按照其他国家的思维来发展不丹。
自力更生的理念是极为重要的。国王指出了追求GDP所产生的矛盾,并且做出改变。在今天,因为我们观念的革新,反对GDP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在GDP概念最为盛行的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反对GDP会被看作边缘异类。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理会第四代国王的观点。
但是一些敏锐的记者注意到了国王的话和这个喜马拉雅山区的神秘小国,并加以报道。在那个时候,人们只有两个反应:这个异域小国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国民幸福指数又是什么另类思想?随后,严肃的观察家们加入了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如今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不过,在当时,质疑GDP和经济发展并不受欢迎。所以,国民幸福指数的诞生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
在第四代国王统治期间,国民幸福指数的实践主要依靠工作人员的感觉,因为那时并没有明确的途径或政策指导,国民幸福指数的目标、实施策略和衡量标准也都不完善,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实际操作只能依赖对国民幸福指数有直觉上认同的人,而这些人,就是那些年长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政府公职人员。
如今,偶有年轻的政府公职人员质疑国民幸福指数,他们留过学,受到过不同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们是不丹人,但他们有新思想。因此我们的工作到了新的阶段:向人们介绍国民幸福指数的原理,将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中――这需要一点变革,以便将外部的优秀知识和国内国民幸福指数的实现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的过程注定会十分艰难。但这正是我们的使命。为了汲取不同的思想建议,我们围绕国民幸福指数举办了几次国际会议,搭建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平台。从2004年至今,我们一共在不丹、加拿大、泰国和巴西举行了5次国际会议,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人也会组织一些规模稍小的会议,今年在美国就将召开两场。像这样,外部力量缓慢地参与到国民幸福指数的完善中来。(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