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十二五”期间，官方预计中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与此同时，亦有担忧声音称，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或使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或长期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10月24日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十周年院庆典礼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对本报记者说，中国应吸取拉美国家教训，注重对民众的“期望值管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推进政府治理改革。

　　《21世纪》：当一个国家迈上中等收入台阶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极易出现社会问题突出、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该如何避免此种状况发生？

　　薛澜：我们谈“中等收入陷阱”经常以拉美国家为例，它们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

　　拉美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有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对民众的“期望值管理”在这个阶段变得很重要，也就是说让民众在保持对未来的乐观的同时，也能对未来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预期。

　　《21世纪》：不仅是拉美，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也都曾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们成功跨越了。从那些成功跨越者身上，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

　　薛澜：我想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之后5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到了一个所谓“进步时代”的转折期。当时，大资本垄断行业、商业利益侵蚀地方政治、劳资纠纷激烈、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十分突出。

　　但这一时期，美国实施了治理体制的整体改革，在政治体系上学习英国的“文官制”，改革了原来的“分赃制”，即政府以社会公正为原则，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公共福利，制止大资本垄断势力危害公共福利，立法保护消费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社会各方力量也积极发挥了改革促进作用。这些改革对对其跨越高速增长的陷阱起到了巨大作用。

　　美国当年的经历对中国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认为，中国要实现跨越，目前也亟需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在政府主导推动改革的同时，发挥社会合力。

　　《21世纪》：根据目前的经济结构和治理状况，未来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薛澜：中国现在确实面临着“期望值管理”、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但我比较乐观，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当前中央的政策取向上看，允许不同地方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尝试，用多元化方式解决问题。大家不断地总结经验，好的就推广，不好的就避免。因此，在这个动态的过程中，出大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小。这种多元、开放、动态调整的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认为，现阶段需要警惕的是某些社会问题产生的共振效应。比如，目前不少地方拆迁引发利益冲突和民众不满，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拆迁案例都是孤立的，但其实已经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这对公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方向。因此，应该高度关注这种社会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