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林：中国什么都说要快，但大学是快不了的事情

　　提到新加坡南洋理工（下称“南大”），中国人最为熟悉的应该是“市长班”。

　　从1992年开始，这所新加坡公立大学就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培训课程，1998年开始设立“市长班”，培训中国的中、高级官员，截至2008年已达近万人次，其学院遍布中国各地。

　　这所创建于1955年的大学早已跻身于全球顶尖科研型大学之列，位列全球科技大学30强及综合型大学80强。以科技创新著称的工学院，科研成果目前名列世界第4名。更为重要的是，南大在新加坡的产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为本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科研技术人才与科技创新成果。

　　南大现任校长徐冠林教授历任新加坡国防科学院院长、国防科技局局长。2003年1月1日出任南大校长一职。在他任内，南大的科研有了长足的进步，与中国的合作亦开辟了不少新领域。

　　近日，本报记者专赴新加坡，在南大的行政楼校长接待室内，就中新教育合作、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教育与产业转型等内容，专访了徐冠林校长。

　　在中国开展项目

　　是为中新两国搭建桥梁

　　《21世纪》：南大正在天津做项目，同中新天津生态城进行教育合作，最新进展如何？

　　徐冠林：是有这个合作的构想，目前双方还在讨论合作规划进程，还没有具体的方向。我们这边基本的想法是从研究生项目做起，从科研的角度来推动生态城乃至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

　　我们并不想在中国设一个海外分校，抢夺中国本科生的教育市场份额。我们的目的是在新加坡和中国合作中发挥一种力量。

　　我们在广州知识城那边也有开展合作的想法，但是同天津生态城不一样。在广州想做一个创新基地，而在天津想建一所海外学院，主要研究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动漫产业等项目。

　　《21世纪》：此前，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对海外办学、海外学历认证的规定比较严格，这些规定是不是南大与天津方面开展合作的一个障碍？

　　徐冠林：我们去中国做的是对两国关系都有好处的实体项目，而不是把我们学位课程都搬到中国。当然我们要在中国开设研究生项目的时候，肯定需要中国教育部的支持，但是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南大在中国开展项目，目的是为两国建立更良好的双边关系搭建一座桥梁。目前，南大在中国的项目，也是为了帮助两国的国家级合作项目能够取得成功。

　　《21世纪》：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者对于这座未来新城的支柱产业的发展，曾经有过很多考虑。在同南大洽谈合作时，天津方面对于海外学院的学历、学科设置方面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徐冠林：生态城管委会、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政府方面对于这个项目都非常支持，希望我们能够到那边设立一些项目。最初，他们可能比较倾向于开设本科教育。我们自己也探讨了当前中国本科教育的发展情况，发现可能会有一些方面不太符合南大的战略计划。中国大学报考人数逐年下降，大学招生越来越激烈。而且，如果是以独立学院的方式设立的本科教育，学费较高，很难保证学生的素质。

　　其实就生态城而言，中国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培养更多本科生的机构，而是需要一些跟当地的发展趋势、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计划配套的一些项目。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来看，生态城不会把最基础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引进来，肯定要有一些科技密集型的工业，科研应该扮演重要角色，这应该是天津生态城目前比较需要的。

　　20年内，

　　中国会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

　　《21世纪》：中国官方决策层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很强的紧迫感，希望短期内能够出现几所国际一流水准的研究型大学。不过，中国民间普遍认为中国大学距离国际一流还有不小的差距。你同中国高校之间有很多交流，请你从一个教育者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在的大学在迈向国际一流大学时还缺什么？

　　徐冠林：我倒是觉得中国有一流大学，北大、清华、上海交大都是国际一流大学。可能这些大学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如果从一些层面来分析，比如说在学生方面，北大、清华绝对比很多美国大学都强，学生的筛选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教授方面，素质也一直在不断提高，当然还没有达到美国最顶尖大学的层次，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我觉得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跟中国改革的急迫性有关系，中国做什么东西都说要快，可是大学是快不了的一件事情。要培养一个本科生，起码要4年的时间，而要改善教授的质量，更加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还有就是大学的经济层面，主要是教授的薪酬体系框架，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能够付出有竞争力的薪酬才能请一些知名教授来。然后，才是制度的问题，就算你有这个经济实力，你学校的制度不行，也没有办法请这些教授来。

　　我自己的感觉，20年之内，中国会出现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只是有可能，应该是肯定可以。

　　《21世纪》：在深圳，有一所正在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这所学校的校长想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发展经验，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所国际一流的大学。你觉得这样的模式能否成功？

　　徐冠林：香港科大是很不错的一个模式，它一开始就注重科研。我们的科研是在2000年以后才开始向上冲的。你注重科研的话，学校的名声会先起来，在国际上跟你有交往的学校比较容易知道你所取得的成绩，“识货的人”会知道你这所大学现在怎么样。

　　所以，只要资金充足，整个体制够灵活，而且要找一个好的领军人物，一个好的团队，南方科技大学的尝试可能会成功。

　　《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钱似乎对于中国高校而言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徐冠林：钱其实也是问题。作为一所公立大学，你不可能说仅仅是培养几百个学生而已，经营化的项目也必须要做。你可以做一个统计，比如北大每一个学生的生均经费有多少，跟国际一流大学比一比，应该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自己也有过估计，南大的生均经费跟美国的顶尖大学相比差的还不少。

　　决策者应该有这个远见，鼓励南方科技大学的建立，因为这个模式相当不错，用这个方式还可以刺激中国其他大学的发展。自己搞出一些自己的品牌，这样的教育改革是比引进国外优秀大学更好的做法，因为最终的结果会留在中国。

　　广东可加大技师的培训

　　《21世纪》：今年，李显龙总理在群众大会上说，新加坡也面临产业提升的挑战。在采访中，我问他对新加坡来说，应对产业升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教育，强调教育要跟产业结构一起提升。

　　徐冠林：没错。新加坡过去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产业升级了。现在，你们广东省经历的“腾笼还鸟”同新加坡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情况相似。当时，李显龙还是贸工部部长，他领衔了一个委员会来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新加坡在1985年发生大的经济衰退。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要大力发展科技。新加坡在1990年建立了国家科技局，2000年制定了NSTP（国家新科技计划）。

　　我们已经经过了两次不同的转型，第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还不是依靠自己的创新；后来，新加坡又面临一个问题，劳动力薪水一直往上涨，上述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太少。所以，必须要发展新加坡自己的科技创新产业，因此在教育、科研上面就投入比较多。新加坡2006年在这个领域大幅度投入，而南大科研方面的起飞也是在2006年，与之同步。

　　广东省的经济转型可能跟新加坡的还有一些不同，因为汪洋想要的转型可能是要跨时代的，我们已经跨过两三步了，他可能想一大步就跨过去。广东的包袱是它是第一个改革开放的省份，最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在那边。其实我倒是觉得可以早一些做的，比如十年前就可以着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

　　《21世纪》：政府加大对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怎么投是不是也很重要？

　　徐冠林：是的，怎么投也很重要。我觉得投入在培养很多本科生方面，不是很有用。新加坡的做法是，第一步投的是技师方面的人才，比较偏向于职业培训，类似于中国的大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经济转型时，这批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下一步，才是发展本科或是更高级的硕士、博士这样的研究人员，这是我们新加坡现在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像广东这样的中国东部沿海，要是做教育，不能一步跨到搞科研人员的培养上去，而是应该加大技师方面的培训。

　　同时，政府应该开始投入资金搞一些科研项目。我建议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些省份可以做一些科研，同时再建设一批培养技术人才的大专，两者兼施，可能会比较快。

　　《21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科研投入还有一些顾忌，主要是看不准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觉得投入到一些所谓新兴产业的研发可能风险会比较大。新加坡是不是也存在这个问题？

　　徐冠林：新加坡的科研投入，是跟我们吸引工业同步进行的。这笔资金如果投入到大学里，我不觉得会有什么风险。政府向大学投资，这笔钱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培养本地的学生，第二是培养大学的名声，第三是会产生一些研究成果可以用。政府先投一些资金在大学里面，当地未来的产业发展就有一些基础。

　　不过，我有一个观点，整个科学研究从发展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是能够像别人一样搞一些技术产品，第二阶段是别人研究成功了比较前沿的科研，我能够把这个应用在实用方面，做出一些产品。最终的阶段，是有一个科研方面的创新，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中国现在有很强烈的拿诺贝尔奖的冲动。我倒是觉得，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不应该放得太重。我觉得对于中国比较重要的，还是能够把全球的科技创新转化为产品，能够工业化生产，能够培养自己的产业，自己的大公司，中国现在的阶段应往这方向走。(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