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夫:要拿到定价权就要进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

　　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的货币政策给中国带来了多方面风险。

　　按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说法，一个风险就在于QE2很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让中国在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这是“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心的”。

　　因此，李稻葵在上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在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过程中，中国可以卖出一部分。

　　但卖完之后，拿回来“烫手”的美元现金怎么办？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近日在纽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外汇储备投资赚钱并不是中央银行的本质工作，外汇储备的规模应该缩小，并且应该“藏汇于民”，让民间部门去投资。而中国的出路之一就是发行熊猫债券。

　　因为目前中国金融工具产品欠缺，民间无法对汇率敞口风险进行避险，这一市场很难发展起来。黄杰夫认为，中国应尽快推出人民币汇率指数期货产品，打造人民币债券市场来实现真正的藏汇于民。

　　外资银行实际上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11月29日，渣打银行表示未来三年将扩大旗下的全球交易及承销业务，增聘约1800名员工，将该部门现有职工总数增加一倍，其首要目的就是要发展人民币债券业务。

　　黄杰夫在美国有17年跨国并购和期货市场的经验，并曾担任中国证监会顾问，为中国期货市场建设出谋划策。黄杰夫专注的一个主要领域是碳交易市场，我们很自然就从打造中国碳交易市场谈起。

　　碳市场试点：为企业做好准备

　　《21世纪》：发展碳市场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有什么差距？

　　黄杰夫：中国比美国走得还要靠前。美国国会现在还没有通过气候变化法案，但是美国的州政府在做,地区性的碳市场在发展。中国由于颁布了40%-45%的碳强度指标，事实上已经产生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稀缺性，有了稀缺性从金融经济的角度就可以去交易了。中央政府已经创造了稀缺性，接下来就看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能不能在中央政府已经颁布的既定政策基础上，创建交易、监管、登记、结算系统，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交易不是为了交易，是为了让企业到了年底，或者五年计划达标时实现更低的成本。

　　《21世纪》：中国目前创建碳市场有哪些挑战？

　　黄杰夫：建立任何一个金融市场、商品市场面临的挑战都是共同的。中国建立碳市场首先要通过试点，前段时间广东省说要设计一个广东企业排放的指标，多排放的企业可以买指标，少排放的企业可以把多余的指标卖出去，这个交易雏形就出来了。所以中央政府在考虑碳交易试点，要考虑地方的具体特点和积极性。

　　中国的试点建设不能搞太大，试点设计太大容易出问题，因为中国资本市场还很年轻，要把握好度。到底是从电力行业开始，还是电力加上航空。电力当然是排放大户，但再过一年，中国的航空公司飞到欧盟都要强制碳指标。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让航空业也参与试点，产生一个人民币定价的碳交易体系。中国的航空公司用这一套交易体系来应对欧盟的欧元定价体系和他们的游戏规则，这样就不用被动地去购买欧洲的指标。

　　还有广东为什么那么积极，广东作为GDP大省有很多出口企业，假如欧洲以后收我们的碳关税，我们这些大的出口企业能否也参与碳交易的试点之中，锻炼一下能力，对未来做好准备。我们的试点就是为企业做好准备。

　　应尽快先推出利率期货

　　《21世纪》：中国还准备发展信用违约掉期（CDS）和资产证券化市场。比如CDS，大家听了好像就比较恐惧。

　　黄杰夫：CDS在中国叫风险缓释，和美国还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控制风险有一个做法，把杠杆控制在5倍。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这恐怕还不是根本的招，根本的招还是要把CDS这种双边协商的合同，放在一个中央对手方的平台上，就像ICE一样。现在整个西方CDS交易量名义价值大概是21万亿美元，其中12万亿-13万亿都是拿到第三方清算所结算的，是放在ICE平台上结算的，风险是ICE的清算机构来背的，而不是交易双方。

　　做CDS的同时，中国还应该推出利率期货，利率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股指。在美国利率期货先于股指期货推出是有道理的，中国应该尽快先把利率期货推出来。中国现在具备推出或者说重新推出利率产品的条件。场外交易叫利率互换，场内交易叫利率期货。场内场外阴阳互动，共同参与价格发现。

　　《21世纪》：罗奇说中国发展CDS是发展有毒市场，你怎么看？

　　黄杰夫：我非常尊敬罗奇先生，他经验丰富。谈利率、CDS、碳，经济学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实际参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的从业人员，他们拿真金白银在这个市场上博弈，最有直接的感觉。谈CDS最好找那些参与CDS博弈交易，做CDS后台清算这些人，他们天天参与价格发现，知道什么地方会出现风险。他们不是仅仅说它有没有毒，还把毒去掉。

　　另外，说到汇率，中国今年在谈，人民币汇率不再去盯美元，而去盯一个货币篮子。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元的货币篮子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交易的，怎么帮助美元发现价格，怎么帮助市场参与者来避险。美元的货币篮子，即美元汇率指数USDX，其期货和期权合约至今在ICE交易所交易了26年。

　　我看了路透社一个专栏作家说，中国应赶紧利用QE2的机会，大的买家来了，赶紧卖出美国国债。平时卖了6000亿一下子利率就上去了，到时候他们还会指责你。现在伯南克说我要买，这多好卖出的机会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我的问题是：卖了之后拿回来现金如何处理？一个出路是发行熊猫债券。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老师15年前就在讲熊猫债券。但你要人家在纽约、伦敦、香港的基金经理买你的熊猫债券，你不推出一系列场内交易的人民币汇率的金融工具，他们就没法避险。没法避险就没法去买你的人民币债券，这样熊猫债券市场没有流动性就做不起来，做不大。

　　定价权就是要

　　依靠丰富的金融工具

　　《21世纪》：您怎么看QE2对中国的影响？

　　黄杰夫：市场经常给人们意外，我觉得QE2很可能让很多人想不到。他们所认定的QE2的结果，很可能不会这么发展。比如QE2原本打算压低长期利率上升，但现在却有上升趋势。

　　大家都在做预测。但更重要的是，无论任何预测的结果发生了，中国的对汇率利率敏感的部门要有充足的金融工具来保护自己，这比争论预测QE2如何走向还要重要。

　　看看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是如何做的。印度在2008年9月雷曼倒闭后两个月，开始推出了印度卢比和美元的货币对的交易，也就是说用金融市场来管理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变动，而不仅仅是用行政手段。两年下来，印度卢比对美元波动范围25%，虽然升值了这么多，但印度企业、金融机构没有大规模倒闭破产，印度股市运行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期货合约，是2009年全球所有期货合约交易量最大的。为什么一个发展中国家似乎在金融风暴最严重的时候，敢推出这样的衍生品工具。印度央行说了三点，第一透明度，这个时候需要更透明的工具；第二是效率，市场来形成汇率比中央银行更加有效；第三是市场参与者要多、要杂，市场的价格信号才能真正透明。这是印度央行的理念，他们认为这个时候推出衍生品工具，恰好是稳定器，而不是麻烦制造者。

　　到今年10月，金砖四国有三国推出了用市场手段。我们要发展金融业，拿到定价权，定价权就是要依靠丰富的金融工具，就是金融市场体系的建设，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拿到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