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控或导致短缺

　　近日，东三省粮食主产区正上演出一场抢粮大战。当前粮食深加工企业、贸易企业和粮食收储单位竞相入市抢购粮源，在决策层涓涓善意的临时价格管控之背景下，当前粮市出现了“稻强米弱”的价格倒挂局面。

　　当前价格倒挂现象并不仅限柴油、大米等，食用油价格倒挂也日益突出。日前市场传言发改委要求大型食用油生产企业在开足马力稳定生产保障供给的同时，未来4个月内价格只能下调而不能上涨，令食用油生产企业怨声不断。由于原材料和生产成本上涨，现在每生产一吨小包装食用油要亏损约180元。

　　应该说，最近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通过出台国十六条和修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粮价蹿升之局面。如在菜篮子市场负责制的强大政策推力下，诸多城市的蔬菜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回落。显示出了当前临时价格和交易管控政策在遏制物价上涨方面的立竿见影之成效。

　　尽管发改委表示，当前采取必要的临时价格管制措施，不会改变市场经济下企业定价自主权，更不会出现计划体制的回归。但这种粮市日渐显现的价格倒挂风险和部分地区由于菜价管制出现的菜贩罢市等已向决策层发出预警：若稻强米弱和食用油生产亏损等局面得不到适时的矫正，粮食很可能将出现类似于“柴油荒”现象，令当前通胀风险易容为粮食等商品供给和价格的叠加冲击风险。

　　无须讳言，当前食品等由价格蹿升蜕变为供给冲击和价格倒挂，是当前临时价格和交易管制所带来的负效应。事实上，不论是基于国内外历史之考证，还是对管制的逻辑理路之解析，通过价格和交易管制防治通胀都极具“毒瘾”，不仅将导致价格和交易管制由临时性被迫转变成常态化手段，还将导致通胀表现形式由价格形态转换成供给和价格的混合叠加形态。

　　具体而言，商品的价格和市场交易所固有的动态特征，使得即便再科学理性的价格和交易管制都无法穷尽地捕捉到市场瞬息万变的价格和交易变化之脉象，从而伤害了价格和交易管制防通胀的有效性。即若决策层选择最终消费品如粮价作为管制标的，那么在通胀压力下，决策层对大米等深加工食品的价格管制，而未对稻谷等原材料进行价格管制，就会导致粮食深加工企业无法顺价传导生产经营成本而发生亏损。而这必然使大米和食用油等粮食深加工企业通过压缩生产以减少亏损，从而导致大米和食用油等出现供给紧缩。而市场对大米和食用油等食品需求不变下，食品就要么出现供给不足的抢购囤货行为，要么逼迫食品供应商进入政府管控成本更高的黑市交易，以规避正规交易市场的价格管控，抑或食品供应商为降低亏损在正规交易市场进行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等投机交易活动。

　　同时，通胀一旦最终以供给和价格冲击的形态表现而出，那么管理层将面临着“是放弃价格管制还是加大管制力度”的两难困局。即一旦放弃价格和交易管制，通胀势必将以更为剧烈的形式出现，而这是决策层不能接受的。因此，决策层将不得不采取更加激进的价格和交易管制以遏制通胀。以粮食为例，管理层就不得不把稻谷、化肥等农产品和农资价格也纳入价格和交易管制序列。同样，农民和农资生产商无法顺价转移成本而不得不自行承担损失，农民就会降低农业生产投入，进而使粮食供给风险出现常态化风险，引发持续更长时间的价格和交易管制；并最终导致决策层不得不通过供应配给和各种补贴等手段加以应急。

　　另外，借用价格和交易管制手段遏制通胀，将使市场价格信号无法有效指导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导致经济体系下资源错配和生产需求解构的进一步扭曲，并最终使临时价格和交易管制政策不得不常态化。事实上，当前中国对电力、石油等价格进行持续的管制，使煤电顶牛和油荒等问题长期存在，本身就佐证价格和交易管制政策一旦采用就极具毒性，除非外部条件改善导致所管制的商品价格出现逆转，否则很难自动放弃。而最新的例证如房市，尽管决策层今年二度出台房产新政；然而，11月份的数据显示，全国100个城市的平均房价环比上涨0.82％。这些鲜活的事例有理由使管理层沉下心来反思价格和交易管制的利弊得失。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面临的已不再是通胀预期，而是正在加速发酵的通胀压力。这使借助价格和交易管制，而非矫正偏离均衡值的人民币利率汇率水平和超发的货币，必将使通胀以供给和价格冲击叠加的方式显现。鉴于此，当务之急是需通过加息、升值和数量紧缩等货币政策组合拳，来防治通胀恶性化。目前决策层正在考虑货币政策由宽松向稳健的回归，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稳健回归，不仅有助于临时价格管制政策的尽快退出，而且有助于缓解通胀风险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