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需从财政公信力破题

　　对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对少数富人群体增税，同时改革财政制度

　　本报评论员 郭凯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中央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的任务。而之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明确要求明年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而要实现扭转收入差距扩大、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的目标，为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减税、对少数富人群体增收财产性调节税，将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波士顿咨询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所透露的中国富人数据，已经再一次说明了中国的先富群体“先富”的程度，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鸿沟。根据波士顿咨询的报告，中国当前所拥有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已达到67万户，位列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的富人家庭数量进入全球排名前三甲，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经济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高度有效性。但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全世界其他国家也做下排名比较后，就会发现中国当然仍然排在全球中位数之下。对于这种现象，如果仅仅以中国总体人口多为理由，并不能够掩盖由于发展中的利益分配不公，所导致的分化矛盾和贫富鸿沟。“先富带动后富”，作为经济改革最初设计的第二个步骤，无疑需要通过税收制度，尽快得以忠实推行。

　　但尴尬的是，已经达到67万家庭数的中国富人群体，目前正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包括那些富人家庭数量远低于中国的国家的“富人移民”的最主要来源。得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比例做出了“凭在中国获得的财富移民他国、变成他国国民”的选择，虽然其中不少人移民继续生活在中国。不久前，连英国这样表面矜持的非移民国家，也开始放松对巨富阶层移民的管理条件，来和其他国家一起“竞争”亚洲，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富人移民。今年伦敦高端地产市场出现的不俗表现，除了和金融危机前的泡沫深度略低于美国有关，更重要的是来自亚洲富人的购买在推动人气。那么，在富人带来的相关税收等等实质性利益面前，英国政府选择不再矜持下去。

　　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出现了“竞争性”放松富人移民的限制条件，中国的富人群体正表现出加速离开中国的时尚。但是，主要发达国家针对财富和富人的综合税税收其实都比中国要重很多，中国目前甚至还没有遗产税，但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一部分中国富人们移民的热情。这一现象，可以说直接否定当前对国内税收改革的讨论中那些认为对富人群体的财富加税、会导致逃税等问题而反对财富调节税开征的逻辑。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财富生产方式之后，通过收入调节、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让先富带动后富，关系到维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的分配正义和经济持续增长能力。成功的避免了资本主义产能（生产）过剩的西方国家，均是依靠在不干预生产过程的同时，在收入分配上走向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模式而取得的。在这一过程中，对先富群体的财富调节性税收不可避免，这些国家富人群体也没有因为这些调节性税收而移民他国。甚至，中国的富人群体中，还有很多人在继续涌入这些高税收国家。

　　所以，在“先富带动后富”、对中国的先富群体开征财产性税收等调节税的问题上，通过富人群体向高税收国家的移民选择，可以看出富人群体本身其实并不抵制缴税，但是抵制在中国的没有获得对应权利的缴税。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够把税收收入如何使用明确告知纳税人，让纳税人相信自己的税款确实被返还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中来，那么富人群体往往选择移民和对他国缴税，以获得纳税人的权利 。

　　对于那些反对贫富调节税的意见，不能只看作是一个国家的富人群体，以及针对救济穷人（以及由富变穷的人）的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博弈。至少在当前的中国，纳税人义务和权利对等的、具有公信力的公共财政还远没有建成，通过政府改革，提高征税本身公信力，推动系统性的财富调节税制，才是解决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的关键。

　　对多数的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对拥有大量财富和高收入的少数富人群体增税，同时改革中国政府的财政制度、提高财政“公共性”和收支政策“公信度”，对于扭转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任务而言，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中国税制长期遭遇财政不透明的尴尬处境，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就持续无法改善。但是，如果中国的改革从财政制度的公信力方面能够破题，如果贫富群体间的税收调节和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建设驶入正轨，那么富人移民就会成为旧日的过时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