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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年12月27日 07:12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在上海市延安中路和陕西南路拐角处,有一栋北欧风格的建筑——马勒别墅。
这是一座改变大上海历史轨迹和重塑上海城市性格的地标。
4年前,2006年9月末,高思齐第一次踏进马勒别墅,其时上海社保案已经明朗。
高思齐作为邻省的纪检机关骨干,是陆续补充的中纪委调查组成员之一,负责调查陈良宇及其亲属名下的所有房产,并约谈陈在上海国企圈内的“高尔夫球友”。
这个中纪委调查组正是上海进行“社保转型”的外力,其成员从2006年6月开始陆续入驻马勒别墅,这栋地标建筑也随即进入了长达两年的闭门歇业期。
那段时间是马勒别墅近百年历史上最神秘的时期,调查组的结果不仅将涉及这座城市的十数位党政要员的刑罚,数十亿资金的去向,甚至将追问到强势政府模式的本身。
时至今日,马勒别墅四周的戒备早已散去。但当年从这里发出的对大上海地毯式的检查,给这座中国最大的经济城市提供了刻骨转型的可能。
“富人俱乐部”新管家
变革来得很快,也可以称为上海速度。
社保案发不到半年,2007年1月,一家名叫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筹备组低调成立。
彼时中纪委调查组的工作还未结束,高思齐的同事们、来自审计署成都特派办的人员刚刚完成了针对企业年金和社保基金的所有审计,正准备离开上海。针对年金受托管理的变革就开始了。
“我们办案组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觉得上海作为大都市的自我愈合能力很强。”高思齐回忆说。
在这个筹备组当中,有上海保监局、金融办、国资委的成员,上海年金中心和浦发银行社保部的旧人,也有一位清秀干练、即将走到台前的女董事长,马力。
所谓企业年金,即企业补充养老保险金,大都是手有余钱的国资和外资企业为职工缴交的第二份养老保险。相比起更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覆盖面十分有限,往往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自1995年推进企业年金缴交以来,部分沿海城市都采用了“经办模式”,即由政府下属相关社保部门(或其直属年金中心)进行托管和运营。
2007年的年金制度变革是上海社保案后制度层面的最大变革,它试图把在政府手中管理10年之久的企业年金整体交回市场。
2006年9月,即中纪委调查组进驻马勒别墅2个月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就紧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明确企业年金计划必须要由具备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的机构管理运营。
换言之,不仅上海年金中心托管的189亿元企业年金,彼时全国上千亿规模的企业年金都必须开始寻找具备管理资质的机构。
这样的方案与高思齐们的调查结果有直接关系——根据他们审计得出的结论,正是由于社保资金和企业年金资金的行政管理、投资管理、收支管理都集中在同一个账户,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才使祝均一等官员得以分三次将32亿元的企业年金挪用,其中最后一次挪用甚至没有任何法定程序。
“其实我们调查官员和国企一把手的重点就两个,一是房产来历是否正常,这是他们贪污的收益,房产最值钱,也隐蔽;另一个就是有没有运用公权力,把国家的钱借给私人去用,这是他们贪污的手段,国家的钱往往缺乏监管,一旦借出去收益又很大。”高思齐回忆说,最后落网的大部分官员都属于这两种情况,比如陈良宇两者皆有,祝均一、王成明等属于第二种,殷国元、朱文锦等是第一种典型代表。
2007年初,上海社保有两条路径,方案之一是“前后分开”,年金旧账问题在政府指导下,分期分批清理;而新的企业年金则完全市场化,按照企业年金相关办法交给市场化主体运作。方案之二,则是直接、全面移交给一家养老金公司(充当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
最终,政府力量的出面,使得看似操作困难的后一种选择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得以达成。
3个月后,2007年4月12日,长江养老就结束了筹备期,第一次股东大会在上海某五星级酒店召开。
长江养老一诞生,就以5亿元的注册资本金,189亿元的托管资金量,拥有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账户管理人三张企业年金牌照,成为国内体量最大的养老保险公司。
这个巨无霸的构成也充满了国资要素。长江养老的股东们大都来自于上海本土的重量级国字号企业,也就是原上海年金中心的客户。其中包括上海国际集团,宝钢集团,上海世博集团,上海机场集团,锦江国际集团等等。唯一的外来和尚是第二大股东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保险集团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