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罢工”有那么可怕、可憎吗？

　　经济观察报 刘戈/文 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工人“罢工”以一种出乎预料的平静方式结束。尽管这是一次最低烈度的“罢工”事件，但因为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中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使这次罢工有了一种里程碑式的意义。普遍的看法是，这是中国农民工低薪酬、低权益时代的结束标志。

　　罢工由两名已经准备辞职的年轻技校工人发起。在准备离开之前，他们打算为工友们做些事。他们拉下了流水线的开关，向工友们宣布，罢工了！开始的时候，罢工并没有得到太多工人的响应，但资方按照他们对待工人的一贯思路和行为方式很快做出了回应，迅速开除了两位带头罢工的年轻人。但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新一代工人和他们父辈的区别——几乎全体一线员工参与了罢工。但罢工并没有向一些人希望，另一些人担心的方向发展，南海本田罢工工人推举了工人代表，和资方在厂内进行谈判，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作为调停人，人民大学教授常凯担任工人顾问。谈判开始时，工人开始复工。最后双方达成妥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劳资双方都遵守通行的罢工国际规则，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工会的参与。这个名字会被记住，李晓娟，19岁，本田南海工厂工人。作为工人推举的谈判代表，她在网上留下了真名和手机号，并联系到人民大学教授常凯作为谈判顾问。

　　目前“罢工”二字见诸媒体，依然需要被加上引号。这显示出这种以集体停止工作作为谈判筹码的方式，依然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虽然中国在1982年的宪法中删去了公民有 “罢工”自由的字样，但也没有制定任何认定“罢工”违法的条文，中国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罢工”违法或者禁止“罢工”的条文。之前也没有听说已经发生的各种“停工”、“怠工”事件中的任何人以组织“罢工”的罪名被起诉或被判有罪。因此虽然我们都不希望罢工发生，但“罢工”并不违法。事实上的“罢工”行为是一直存在的，但这些行为大多发生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由于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各种不同类型的“罢工”行为不是单纯的劳资矛盾，所以这些罢工都不够典型。

　　但反观本田罢工起因是薪酬问题，罢工的诉求是单纯的经济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比起近年来各种群体性事件，罢工的社会烈度要低得多。员工通过“罢工”而不是辞职走人的方式争取提高薪酬，一方面是因为新一代工人的文化素质和维权意识普遍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普遍性的劳动力缺乏，加大了工人在薪资上的谈判筹码。企业不得不权衡和罢工工人谈判还是招收新的工人哪种方式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罢工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没有罢工就不是完整的市场经济。但在和一些企业老板以及一些经济学家的交谈中，我却发现大部分老板和不少专家都明确地表示出对罢工的恐惧，其反对罢工合法化态度之坚决超出了我的想象。在他们看来，罢工是集体违约，集体敲竹杠，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毒瘤。在一群崇尚自由竞争，言必称市场经济的这群人中间，却只希望拿来市场经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宁愿希望政府禁止同样天然属于市场经济一部分的罢工权。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工人从中国经济中获得的好处太少，他们背井离乡，承担繁重的工作，接受微薄的收入，甚至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现在他们终于找到罢工——这个唯一可以找到的武器做一点抗争。此时此刻，貌似经济学家们的人们却要引用各种先哲的理论证明这样做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不仅让人寒心，也让人不齿。在这些学者眼里，劳动力和普通商品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看不到，工人出卖的那部分劳动力，当然可以当做商品。但除了劳动力那部分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公民，他当然有为自己的权益和尊严斗争的权利，当然包括罢工。

　　没有欧美包括罢工在内的工人运动，会有现在西方社会的福利和社会和谐？甚至技术进步、管理提升都有工人运动的影响。没有斗争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产生的是“向下的竞争”，即压低劳动力成本、减少福利和安全保障。只有劳动者利益被法律保障、劳动者拥有了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才能真正产生“向上的竞争”，既科技、管理、创意的竞争。从比谁坏，到比谁好。

　　在工业化国家，经历长时期的罢工与反罢工的较量后已经形成了共识：罢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延缓了经济发展的速度，但罢工客观对缓解劳资矛盾、提高企业管理水品、提高企业效率起到了推进作用。而政府也认识到，罢工作为一种谈判机制，可以有效地化解劳资矛盾，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是员工不满情绪的一个释放渠道。同时，使政府可以敏锐地发现经济运行和社会政策方面蕴藏的矛盾，及早解决，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西方国家政府早已摒弃了以前大多站在雇主方面的立场选择，而站在中立和仲裁者的位置上，成为罢工的调解人而不是利益相关方。

　　而目前，在企业中，工会成为企业管理层的组成部分，在企业之外，工会更接近于政府组织。一旦发生劳资纠纷、或者导致罢工这样对立的局面，就必然把政府牵涉进来，把本来局限在经济范畴内的纠葛上升到政治层面。

　　工会作用的缺位，将不得不使员工的利益诉求转入地下。必将以极端激烈的方式爆发，通钢事件、富士康的十二连跳都是非常明显的案例。

　　罢工的意义在于，员工真正持有谈判的筹码，没有筹码的谈判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允许罢工的存在、正确认识和理解罢工的意义和作用恰恰是为了减少罢工的产生。当企业认识到员工持有这个筹码的时候，就会自觉在人性化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上下工夫，而不满足于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罢工权的确立也可以减少怠工现象的发生。

　　尽管我们无法判断罢工权明确合法化的时间表，但罢工行为事实上被容忍已经成为现实，而且其被模仿的速度和范围将迅速加大，政府也必将采取超脱的姿态来面对罢工。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把面对罢工而不仅仅是部分员工的辞职作为其内部危机的应急机制提到日程上来，以承认罢工的正当性为起点，以尽量避免罢工事件的发生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