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春运大迁徙奇观何时改写

　　春运大迁徙是前一阶段不公的表面现象，剥夺土地溢价强行上楼则是后一阶段值得关注的不公重点。

　　数亿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迁徙，中国春运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这并不值得骄傲，而是产业畸形与身份约束的象征。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大量劳动力聚集到沿海，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制于户籍福利，无法迁移到东部，不得不在家乡与工作场所之间进行一年一度的大迁徙。

　　大迁徙是资源的大浪费，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群未能应运而生，同时无数的资源浪费在无效的来回移动上，大量基础设施的建造未能根据产业集群设立而是根据人口迁移数量而定。

　　让我们对迁徙中的民工朋友心怀同情，他们必须回到家乡过节看望父母儿女，追求人生的慰藉，他们不得不回到东部，为了每月略高于种地的收入——于是，中国的资源就在大规模的迁徙中耗竭，民工朋友们的人生就在无数次的迁徙中消失，他们没有因为在东部打工摆脱贫困的命运，他们的儿女同样没有摆脱代际传递的贫困。

　　改变民众春节大迁徙，或者废除户籍制度，允许劳动者将家庭迁移至工作地点，或者将产业转移到劳动者的家乡，让他们能够就近工作。东部大城市户籍制度放开暂时无望，事实上，随着资源行政性地汇聚到京沪等大城市，导致人口畸形增长，在购房购车等方面目前户籍管制有加强的趋势。而后一过程即中国的产业迁移已经开始，未来数年，中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将成为制造业中心，而东部地区以制造为主的城镇将逐渐边缘化。

　　笔者在中西部看到的情况是劳动力的回流，他们不愿意回到东部地区就业，承担与家人分离的痛苦、忍受勉强糊口的薪资。随着制造业转移到中西部，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回到家乡定居，无论是湖南还是四川，征兆非常明显，在当地购房做长期居留者越来越多。而东部地区提高数百元最低工资也无法挽留民工，东部地区无法挽留中国经济的转型。

　　2010年全球最大的代工制造企业富士康搬迁到中西部城市，就是中国产业转移的明确标志，制造业坚定地转移到成本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GDP、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近几年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根据《华夏时报》2010年年底的采访，温州中小企业外迁，温州传统制造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空心化现象。温州市瓯海区原本聚集了大大小小上百家打火机加工企业，如今剩下的是一个个空荡荡的厂房。不仅仅是打火机行业，整个温州鞋革、灯具、塑编、纽扣、服装等行业近年来都呈现出行业的群体性迁移倾向。温州只剩下触目的高房价与高地价，工业用地价格已经涨至200万元/亩的高位，温州的商品房价格超过了以景色优美和高房价著称的省会城市杭州。

　　产业转移的趋势是如此明显，任何对中国经济敏感者都不可能视而不见。未来数年随着制造业迁移，多数劳动力必然重回中西部，一年一度的迁徙盛况可能会大面积消失。

　　中国产业转移意味着东部地区不会形成庞大的类似于纽约、类似于东京的城市群，城市群呈国内全面开花的态势，典型的有湖南的株湘潭、湖北的武汉城市圈等，这些城市圈容纳回乡的游子绰绰有余。在中西部城市圈内的户籍制度可能放松，甚至有许多农民被强迫上楼，放弃农村户籍而来的宅基地与农地。

　　伴随着产业转移、游子回家，未来的春运“盛况”会消失。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畸形现象消失并不等于体制彻底理顺，这些民工朋友在东部没有得到公平对待，他们被身份所困无法融入当地，回到家乡后，他们需要的是完全的财产保护与周到的公共服务，如农民上楼之后能否公平的获得土地收益，他们在当地的城市是否能够在福利、教育、医疗等方面获得足够的资源？

　　我们不能容忍身份歧视，同样不能容忍以一种不公取代另一种不公。春运大迁徙是前一阶段不公的表面现象，剥夺土地溢价强行上楼则是后一阶段值得关注的不公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