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召

　　一个生态群落的繁荣固然要看参天大树，但兴衰却决定于今天看似娇弱的幼苗。同样道理，出于对经济活力和长远发展的关注，任何国家都会重视小企业的发展。2005年以来，银行监管部门在推动小企业融资方面动了很多脑筋，花了很大力气，这里面包括“六项”机制建设，包括“四单原则”（小企业专营机构单列信贷计划、单独配置人力和财务资源、单独客户认定与信贷评审、单独会计核算），还包括“两个不低于”要求。可以说，成绩有目共睹。遗憾的是，由于货币政策紧缩，或者受到经济周期下行因素影响，小企业融资往往首先受累。最近大家已经看到或听到，包头富商金利斌因为民间借贷自焚而亡，十分令人痛心；同时，当前大量小企业正面临“三荒”（用工荒、用钱荒、用电荒）、“两高”（高成本、高税负）空前困境。现在看来，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财税政策。

　　首先是财税政策支持应在利息和税收减免上体现。毋庸置疑，不能继续要求银行为小企业提供政策性施舍。考察世界各国小企业融资支持模式，可以发现很多年以前就建立了政策性银行模式。但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与其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不如有关部门统筹发标（如小企业贷款额度），相关机构贴息或保险，商业银行市场化运作。现在许多商业银行已经建立专业化的小企业信贷部门，形成了有效的独立核算机制，为财税补贴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监管部门要求银行放款遵守“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有助于规避补贴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建议国务院协调财税、金融监管和审计部门，根据宏观经济运行要求，每年制定小企业贷款最低规模，相机抉择的财政贴息幅度或贴息规则，以及针对小企业贷款银行获利的税收减免政策，推动大中小型企业公平竞争、均衡发展。

　　二是财税政策支持还应在对担保机构的扶持上体现。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完全市场化独立运作的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很难可持续发展，需要财税政策适度支持。担保机构做实做强以后，对于推动银行业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按照信用风险度量标准法，香港金管局规定中小企业贷款可以采用零售资产75%的风险权重，由于出现担保这种风险缓释工具，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数量就会进一步打折扣，从而降低监管资本要求。

　　还要强化小企业贷款“回报机制”。必须发挥商业银行作用，督促小企业加强透明度和诚信建设，将高管人员特别是法人代表以及企业过往税收缴纳情况作为是否可以提供贷款的重要判据，并抄送财税部门，作为能否追加各种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缺陷日益显现，反思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发现经济运行确实存在心血管疾病，不得不借助起搏器和血液的体外循环。作为打破这一怪圈的关键一环，就是解决好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并触类旁通解决好“三农”贷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