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

　　近期，有关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泄密的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媒体认为此事性质恶劣，部分官员已成为出卖国家秘密的“硕鼠”，需要动用司法工具对其进行惩处。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及相关部门一些人员已“离岗”或受“约谈”。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机制缺失和制度不完善才是“罪魁祸首”，路透社等公布数据的境外媒体并无罪过。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惩处这些缺德的公职人员固然可以大快人心，敲山震虎，但却非长久之计。从各国历史经验来看，统计数据保密是一艰巨工程，意外失密之事屡有发生。若想根除这一影响经济正常运行的毒瘤，必须确保从数据采集和发布的全过程万无一失，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关机制加以约束。

　　对于长期跟踪经济的观察家来说，宏观经济数据提前泄露绝非稀罕之事。除中国外，近年来日欧也发生过多起泄密事件。2009年11月，时任日本产经大臣直岛正行在一个商界会议中提前公布了“日本三季度GDP增速折合成年率达4.8%，超出预期”的喜讯，致使债券市场剧烈波动。而欧洲媒体也多次提前“预知”重要宏观数据。在数据保密方面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股市往往要等到统计局官员发话后才有所“反应”。

　　从上述例证来看，数据保密工作往往是百密一疏，很难达到尽善尽美。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长时间、高级别的数据泄露事件仍令人惊愕。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保密和发布过程已落后于其世界第二经济体的要求。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中国现有统计数据安全的漏洞被进一步放大。如不及时堵上，年耗费中国纳税人32亿的国家统计系统将只能为少数特权阶级和国际炒家做嫁衣。

　　数据采集环节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各地方统计局缺乏独立性。地方统计局依附于地方政府，通过“制造”数据完成“政治任务”的事件屡有发生；另一方面，我国统计数据体系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缺乏部分关键数据。对比美国，我国统计数据采集量仅相当于前者的20%，包括失业数据、流动人口数据未能采集。这使得市场对CPI、PPI、GDP等数据趋之若鹜，无法全面综合分析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各种根据这些直观数据进行的政策分析铺天盖地，一旦这些数据发生超出预期的变化，市场反应往往将更加剧烈。

　　数据生产环节缺乏外部监督。国家统计局的分析人员是这些宏观数据的“生产者”，也是第一批获知这些敏感数据的人。被媒体爆出几位“离岗”或接受调查的统计局工作人员大多出自“生产”数据的要害部门。此事暴露出我国统计系统在监督机制上的缺失，根据现有统计法，统计系统的监督机制基本都属于自我监督。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是毒已入骨，壮士很难自断其腕。由于数据泄露不会对个人造成经济损失，群众举报鲜有出现，纪检监察机关很难知情。最终让国家安全机关出山查办，已充分说明该领域法律存在严重漏洞。

　　数据发布环节存在特权群体。中国的经济数据在正式发布前，会提前提供给相关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和领导层进行参考。部分泄密行为就是因为个别部门先于统计局公布相关数据。保密数据传输到若干部门的保密网上，学者、官员、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纷纷经手，随之成为数万人皆知的“秘密”。这些人的同学、朋友成为率先得知的人群，而部分热衷于出席各个研讨会、投资策略会的专家也往往不经意间透露一些政策信息或数据。最后，数据才被媒体和投资经理得知。另外，中国统计数据发布速度过慢，为数据传播留下过大空间。统计局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将数据生产到发布之间的间隔从原先的72小时缩减为48小时。

　　出现泄密自然是人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制度问题。在这方面，美国一些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在数据保密方面，能不给的就不给。美国允许一部分人提前知晓数据，但这部分人必须每次进行申请，并明确说明获知数据的理由，避免无关人员获得数据。对于GDP、CPI等核心数据，仅可以通过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上报总统。减少数据获知人员和数据传输环节是消除风险隐患的当务之举。

　　第二，在数据采集方面，数据应全面客观反映经济全貌。美国每月公布数十个重要经济数据，几乎每天都有重大数据出炉。大量数据分散公布不仅有利于市场全面了解经济发展全貌，避免市场出现极端情绪，减少投机者通过“内幕消息”的获利空间。

　　第三，在机制建设方面，美国通过制定一整套关于统计信息发布、共享和保密制度，对信息发布时间、标准和程序，信息共享的范围、流程及权责，数据修正制度和相关部门绩效作出了严格规定，覆盖统计数据从采集到发布的全过程。

　　在我国金融市场尚未充分开放、各种杠杆交易市场还未充分发展之前发现此安全漏洞，也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铲除了“硕鼠”后，围栏是需要好好补一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