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沙岭

　　这两天，媒体连续报道了几则关于“奢侈消费”的新闻。中国企业家网21日报道说，京城私人会所超4000家，入会费200万，年消费最低限额30万，这些会所汇聚各路名流精英，神秘政要混迹其中。而20日《人民日报》的报道则称，从2004年开始，国家陆续下达了近10个针对高尔夫球场建设的禁令，然而7年过去，各地仍建设了400多家球场。

　　私人会所、高尔夫运动，都属于高档或奢华的消费。当它们在中国大行其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该欣慰于社会发达推高了消费能力，还是该警惕于这些是非难辨的“灰色奢侈消费”搞坏了风气与秩序。说这种话，并非见不得中国消费水平的进步，而是隐约可以感觉到，这些消费显然不会那么“纯粹”，很多时候会成为权力、资本、腐败、奢靡等进行“勾兑”的场所——— 高尔夫球场能够突破中央多个禁令，从地方官那里拿到批文；消费不菲的私人会所总有“神秘政要混迹其中”，难道不是苗头吗？

　　中国的消费能力的确在大大提高，尤其在奢侈品领域，更是势头猛劲。就在十天前，世界奢侈品协会同时发布了2011年最新报告，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有经济学者很乐观，觉得这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标志之一，但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奢侈品消费本身固然没有“原罪”，但应该做出区分的是，哪些消费是“阳光”的，哪些消费是“灰色”的，甚至哪些消费干脆就是“黑色”的，只有“奢侈”没有“品”。不区分这一点，乐观就显得盲目得很。

　　说“灰色奢侈消费”会成为陷阱，包含几个层面的指向，一是拉高了“无底洞”的三公消费，俗话说欲壑难填，公务消费在攀比中奢侈程度更是“没有最奢侈，只有更奢侈”。私人会所搞公务消费、高尔夫球场上搞公务交流，有多少要转嫁到纳税人头上很难算清。二是这种消费模式常常把奢侈品消费搞成了“载体”，附着在其上面的，经常是见不得阳光的利益勾兑，而这些“勾兑”正是搞乱中国经济、政治秩序的罪魁祸首。当然，它还有第三个“陷阱”，就是容易在贫富悬殊的日子里，制造社会对立，刺激社会神经，引发普通民众的不满。

　　应该看到，这个社会的“仇富”情绪并不是被渲染的那么强烈，最强烈的实际上是“仇贪”、“仇腐”、“仇奢”。私人会所、高尔夫球场，如果是纯净的消费、阳光的消费、纯粹市场的消费，民众可以不管不问，啥也不“仇”；但如果消费方式、内容、外延处处都充满了暧昧，毫无疑问就成为矛盾的焦点所在。而问题的要害在于，在这些领域，所谓的“监管”恰恰是空位的，没有人去过问这些奢侈消费的“颜色”，各种纠葛“搅和”到一起。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是很“发达”，但有多少是财政做出的贡献？又有多少是以变异的方式用公共利益透支作为代价的？这不该成为糊涂账，否则别说舆论“仇视”，就是对那些正常的、经得起检验的商务消费也是不公平的。中国到底可以有多少个私人会所？京城四千家多不多？中国到底可以有多少个高尔夫球场？新增400家多不多？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到底多少才合适？这个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当不当得起？在接受透明化全身体检之前，这些问题都是无法作答的。中国能不能有真正的高品质的精英消费，取决于能否走出“灰色奢侈消费”的陷阱漩涡；不早早从漩涡中走出来，引导社会奢侈品消费走上正途，注定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