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可组织起足够的需求增量来维持其自身增长，但这不足以填补发达国家需求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迈克尔-斯宾塞(专栏)/文

　　当下全球经济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各个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后金融危机时代产生了一个增长速度各异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在低增长、高失业的泥淖中苦苦挣扎，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则已经恢复到了危机前的增长水平。

　　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公共财政领域。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占GDP比重降至40%，而发达国家则在向100%前进。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出台可靠的中期计划来稳定其财政状况。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度波动反映出，大西洋两岸到底谁面临的风险更高，还没有一个确定答案。

　　在欧洲，这一状况导致受创最严重国家的主权债务数次遭遇信用评级降级，欧元也随之告急。未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不能避免。

　　美国也一样。穆迪最近警告，美国的主权债务正面临不确定性——国会是否愿意在带有浓厚党争色彩的赤字争论中提高债务上限，还远未可知。债务上限和可信的债务削减计划，这两大问题目前依然悬而未决。

　　此外，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亦相当缓慢。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面向新兴市场，并从后者的需求中获益的可贸易部门。由于国内需求不足及政府预算严重受缚，不可贸易部门仍在停滞中苦苦挣扎。而可贸易部门也没有大到足以支撑起经济增长、挽救就业萎靡颓势的程度。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新兴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正掀起一场全球性的投资繁荣。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融资成本将上升。这会对高负债的国家增添新的压力。

　　调整迟早要来。人们面临的选择是用国内储蓄、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强来为更高水平的投资融资，或以真实收入停滞不前为代价通过汇率机制实现再平衡。

　　在这些结构性问题中，不少问题在危机前并未得到重视，因此市场和政策都没能及时做出反应。在美国，债务催生的资产泡沫使得国内消费过剩，美国靠其支撑了就业和经济增长；而在不少欧洲国家，在低利率环境下，生产力滞后留下的空白，一直在由政府填补。

　　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对财政平衡状况的评估，均以现有增长模式能稳定持续的错误假设为基础。该假设导致发达经济体的预算赤字积重难返，财政政策的反周期效果大面积失灵。

　　在新兴市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且是重要出口市场。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同时，它还需面对通胀威胁。在缺乏经济增长支撑的情况下，控制物价和资产价格膨胀是一项要求极高的精细活。

　　此外，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面临着限制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挑战。两国的就业引擎都需维持运转或进行重启，以防止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至少从目前情况看，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保护主义，但若就业和分配问题得不到有效处理，情况就难说了。

　　相对于中东、拉美和非洲来说，亚洲的资源较为贫乏，因此需要担心不断上升的大宗商品成本问题。能源安全也是显著的风险因素之一，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人民起义结果尚不明了的情况下。

　　新兴市场的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但一系列的风险仍潜滋暗长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欧美的严重衰退，将对其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新兴经济体可组织起足够的需求增量来维持其自身增长，但这不足以填补发达国家需求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市场或许已经将早已遍布各国且相互交融的宏观风险组合效应考虑在内了。尽管如此，对所有国家来说，减弱这些风险都有很强的中期利益。但愿在了解了这一点后，全世界能够意识到：各国积极反应、G20和其他国际机构共同努力改善国际政策的协调程度，才是当务之急。■

　　　　作者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