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国家海洋局召开媒体通报会，公布了属于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资的蓬莱19-3油田溢油情况，主要内容包括：B、C两个平台溢油情况已于6月21日得到控制；溢油导致劣四类海水面积为840平方公里，蓬莱19-3油田附近海域海水石油类平均浓度超过历史背景值40.5倍，对海洋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损害；作业者康菲石油公司承担责任。

　　在海洋局通报之前，中海油溢油事件因其不透明而被外界广泛猜测。坦率地说，中国的原油污染事件经常会出现瞒报，民众第一时间总是从媒体或者坊间得知消息，而不是从相关责任方。对于重大环境事故来说，有效的信息传播和公众的高度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防止损害扩大化的唯一途径。当然，会有人以“技术手段导致不及时通报”作为辩解，但是，像墨西哥湾这样的漏油事件显示，碎片化但动态演进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它给民众提供一种富有责任感和参与力的信息机制。相反，如果以“碎片化、不完备”的信息反而给民众带来理解混乱为幌子，或者“民众需要的是一个事后、全面的、清晰的表述”为理由，那么，这其实剥夺了民众在事件发生中的应对权利，切尔诺贝利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以此次中海油蓬莱油田溢油为例，其发生于渤海湾，狭义上的渤海湾可以看作是辽宁老铁山到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的C形海域，它是一片特殊的半封闭海域，平均水深不高，其海水交换一次需要20年，显得非常脆弱。但这片海域又是繁忙的油品运输的通道，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基地也有选址于此。此前，渤海湾一直被船舶相撞或者船舶漏油造成的原油污染所困扰，很少听说有油田溢油事件，但自从蓬莱油田事件后，据说中海油此前就瞒报过多次事故。海域的高度脆弱性加上信息的不透明，自然引发人们的担忧。

　　此次通报在一些关键数据上也是有所缺失的。一般而言，会估算出整体的溢油量，这并非是项艰难的技术工作，而是一个必备的数据发布。实际上，通过观察油膜的厚度和水的表面，以及油浮的泄漏表面积，可以推算出总的漏油量，这一知识其实已经推进为全球通用的石油泄漏模型（WOSM），但是我们在通报会上暂时没有看到总漏油量的数据。

　　而在蓬莱油田溢油事件的责任问题上，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意味着康菲公司将承担上限20万的行政处罚。当然，这并不表示它造成的损害就是这么多。中国的法律并没有鼓励受害者去确定自己的损害。比如漏油造成海洋渔民的损失、海滨浴场的退团损失等等。

　　这些损失只有受害当事人才有动力和有知识计算出来（其中包含着机会成本因素），此前，一些外籍油船（例如2005年的“阿提哥”事件）在渤海湾漏油事件发生后，曾给渔民或者其他受害者一些补偿，但这仅仅是“单对单”，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谈判赔偿机制。如果不建立这种机制的话，那么整体上看，中国的海洋漏油的代价是很“低廉”的，它反过来会提高海洋油田作业的道德风险。

　　既然具体受害人的赔偿机制都没建立，那种生态资源的赔偿更是不见影。例如渤海湾山东段有不少自然保护区，例如长岛保护区或者黄金海岸，漏油事故对海鸟、海洋动植物都有极大的危害。这些成本一直在中国的漏油事件中得不到赔偿体现，而这些成本总是要被社会承担下来。而像美国海洋与大气局专门提出环境敏感指数ESI来衡量漏油对海岸线生态资源的破坏程度，从而为生态资源的赔偿建立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