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萧然报道

　　经千呼万唤，“三公”消费终于揭去了它那神秘的面纱，羞答答地露出了“真容”，但是这种精炼的表格、简短的注释、深奥难懂如同“天书”的账单却激起了民众更多的质疑。

　　虽然距离国务院制定的最后限期已过去半月有余，但截至7月28日，仍有外交部、烟草专卖局等10个部门按兵不动。除此之外，中央其他88个部委皆纷纷抛出了自己“三公”经费的账单。

　　“这件事情本身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政府加强内部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的重要举措，但是对于结果我们很不满意。因为‘三公’经费公开的初衷是要释疑解惑，结果是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

　　引起民众质疑的核心问题，就是“三公”经费账单太过于笼统、精炼，缺乏明细。比如“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数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简单数据。

　　李长安表示，“三公”本身就是一个不规范的用词，由于中央没有列出一个详细的名单，各部委都有自己的理解。就公务接待费而言，有的部门只有几万元，有的部委却达到几千万元，差距很大，给人感觉很不规范，让民众无所适从，也不符合政府公开条例和财政公开的国际惯例。

　　由于缺乏公开细则和统一口径，不同部门对“三公”的界定不同。比如海关、税务等垂直管理的部门把执法车和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混为一谈；有的部门把公费旅游和公务活动放在一起，让民众无从比较。

　　住建部接待费去年决算是26.07万元，今年预算是13.95万元；而有着相同权力、相同规格的其他部委比如发改委、审计署、教育部、农业部，今年的接待费预算分别是639.46万元、865万元、768万元、3755.68万元。为什么类似的部委之间的数据差距这么大？是统计口径原因，还是数据失实？

　　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三公”经费的账单已成为民众为各部委排座次的排行榜。但其实这并不科学，由于各个部委的职能以及人员的设置等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说笼统地放在一起来比较的可比性并不是很大。

　　虽然问题多多，但也有人感叹，“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公开就是进步，公开总比不公开好。

　　但李长安认为，这些形式主义的公开已经背离了公共财政公开的初衷，一是民众的知情权并没有得到满足，这种不太明确的数据容易迷惑民众，使得一些部门更容易钻空子；另一方面，公开只是开始，公开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公开的形式化使得它的目的更加遥不可及。

　　面对民众的质疑，很多部委有的不置一词，有的只是给予笼统的答复，更不要提有相应监管措施的跟进了。有业内人士指出，中央各部委早已忘记公费开支的是否合理和公正才是“三公”公开的真实目的。

　　李长安表示，政府部门的“三公”支出不能仅仅止步于公开，公开只是建立健全更为完善的公共财政监督管理体制的第一步。只有后续的监督、问责等配套政策措施立即跟进，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只有尽快完善相关的监督管理体制，对违规者坚决处以党纪国法，才能真正破解“三公”支出规模过大的难题。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建议，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修订《预算法》，用法律规定中央部门预算公开的实施细则。现行《预算法》只赋予财政部公开全国的决算、预算以及全国“三公”经费的权力，没有赋予财政部公布每个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数据的权力。

　　“没有法律依据，花钱的部门就可以想办法不告诉公众花钱的数目。只有通过实施细则让中央部门预算公开成为常态，才能使预算公开的列车行驶在法律的轨道上。”李炜光说。

　　只有公开透明、民主监督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三者相辅相成，才能从根本上切除“三公”消费这个日益庞大和恶化的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