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芃

　　浙江省卫生系统治理医药商业贿赂的急风骤雨，掀起的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浙江省卫生厅6月中旬通报的数据，“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年活动”开展半年以来，1200多家医疗机构的17万余名医务人员共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

　　“这个数字少得可怜”，杭州市某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杨建(化名)表示，2010年夏因受贿被抓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吴正虎，涉案金额即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目前交上来的这点钱，显然是九牛一毛。或许，这也正是浙江省反贿行动在年中骤然加大力度的原因之一。

　　杨建所在医院某科室的一张月(微博)度业务报表显示，医药商业贿赂的治理，“头痛医头”的办法无济于事。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医药代表，全都已被制度绑架。

　　科室月度报表解读

　　杨建向本报记者出示了一张他所在医院某普内科室7月份的业务报表。报表显示，该科室3个治疗小组7月份的药品收入分别为47.37万元、46.53万元和27.93万元，药占比分别为69.6%、71.3%和50.6%。

　　杨建介绍，这3个治疗小组每组都分管18张床位，住院病人的病因、病情都差不多，治疗方案类似，之所以药品收入差距最高近一倍，是因为第三组的带组医生为科室主任，在用药方面较为规范，开大药方的情况比较收敛。

　　“这说明，压缩大药方的空间很大”，杨建解读说。他所在的这家医院，住院的次均费用为1.3万元，门诊的次均费用为200多元，显然住院病人是医院药品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有用药决定权的带组医生，则是医药代表们的主要公关对象。

　　杨建介绍，该科室中成药的用量较大，一般而言中成药的回扣高于西药，某些内科用药保守估计在20%左右。照此计算，该科室第一治疗小组7月份的药品回扣在10万元上下。

　　但科室主任带领的那个治疗小组也不傻，同一张报表显示，该组7月份挣得的检查费收入为7.2万元，是第一组1.8万元的4倍。大检查不仅快速带来业务收入，其背后也同样埋伏着设备商、耗材商给的好处。

　　合并计算，三个治疗小组当月的业务总收入分别为68.1万元、65.2万元和55.2万元，相差不是很大。总体而言，该科室的收入水平在这家医院属于中等偏上。

　　还可以看出的是，即使是在今年整治医药回扣专项行动中，即使已有2月份曝出“依达拉奉”注射液的前车之鉴，大医院的医药商业贿赂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也许只是比之前有所收敛。

　　制度漏洞绑架全体

　　医药商业贿赂由来已久。杨建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家医院，在2002年曾创下一个纪录——每月用掉进口抗生素“头孢呋辛”1万支，据经销商统计在华东地区所有医院中名列第一，给的提成为每支1元(这里单指给院领导的提成)。

　　新医改的三令五申、乃至此次浙江省轰轰烈烈的专项行动，并没有能扭转局面。

　　“医院的发展指标是个硬杠子”，杨建告诉记者，杭州地区的三甲医院的业务收入都以15%-20%的速度增长，竞争使得院长们纷纷与科室签订责任状。浙江大学(微博)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一个科室主任表示完不成任务，即被撤职。前述杨建所在医院的科室

　　月度报表则表明，任务已被层层分解到了最小的业务单位——治疗小组。

　　杨建表示，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大医院要服务全国患者，也不同于南京有苏北乃至安徽等广大腹地，杭州的大医院基本上服务于本省医疗市场，患者的数量比较平稳，业务收入的高速增长只能由过度医疗来取得。

　　杨建说，大医院用药不规范比比皆是。比如用药常规写明“慎用”的氨基糖甙类药物，被频频开给90岁以上高龄老人；还有一种名为“痰热清”的输液型中成药，尽管护士一直反映颗粒大、效果不好，仍然成为治疗肺炎病人的常用药。医生的理由之一是卫生部官方的《健康报》上常有推荐，而真正的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

　　卫生部力推的医疗标准化——临床路径，并不能有效遏制过度医疗。杨建举例说，把肺炎当作慢性支气管炎来处理，就可以轻松规避有关诊疗规范，类似的手法多的是；而一天之内让患者又拍片、又做CT检查等现象也屡见不鲜。

　　新医改中基本药物的限定，和有关用药品种的规范，使得药品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加剧，医药商业贿赂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比如卫生部将于9月下发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规定，对抗生素的使用原则上三级医院50种，二级医院35种。而目前国内监测的抗生素品种有152种，发达国家中美国为90种，英国为61种，日本为85种。

　　杨建介绍，仅头孢、青霉素一类的抗生素，就至少要有15-20种，才能使大医院方便用药。50种抗生素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临床使用需要，“这几乎是在逼药企去医院公关”。

　　长期不敷成本的医疗服务定价，使得医务人员与医药代表一拍即合。在此次浙江省整治医药回扣专项行动中自杀的浙一医院急诊科主任黄卫东，即被曝向医药经销商索贿几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