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磊，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大学，初学历史、再学新闻。到了人民日报，当过驻站记者，干过夜班编辑，在要闻版、视点版、体育版、经济版等多个版面漂泊多年。业余时间读点闲书，也写了几本闲书《百年中国纪事》、《祭往——挽联里的近代名人》等。

　　拜登走了，临走前，在川大演讲时再次对美债资产的安全作出保证，信誓旦旦地说美债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去处。政治家的保证自然不能太当真，更多的只是个姿态，但另外一方面，拜登的“自信”似乎也并非全无根据。

　　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这意味着美债风险上升，美国人应该为他们发行国债支付更高的利率才对，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美国国债中标利率不升反降。被降级后的美债不但没有被市场抛弃，反而更受欢迎了。

　　看起来不合理，甚至有些吊诡，但其实并不奇怪。市场上比美债安全性更高、收益更高的投资产品不是没有，但对于像中国这样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只有美债拥有足够大的“盘子”能够承接。换句话说，对于任何投资标的物而言，3万亿都是不堪承受之重。事实上，即便是对于中国自身经济而言，3万亿的外汇储备也太多了。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论坛上即坦言，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我国需要的合理水平，外汇积累过多，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多，增加了央行对冲工作的压力。更有评论称，我国拥有的天量外汇储备已经成了“烫手的山芋”。

　　外汇储备从曾经的“香饽饽”到“烫手的山芋”，戏剧性的变化其实就发生在过去的短短几年间。早些年，外汇储备一直被认为是国力的象征。为了尽可能多地换回宝贵的外汇，国家的政策也是从多方面鼓励出口，以致于在很长时间里，“出口创汇”是众多企业孜孜追求的目标。

　　检索人民日报，“出口创汇”一词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几年保持着很高的出现频率，每年都有上百篇稿件、甚至数百篇稿件中出现“出口创汇”一词，绝对算得上经济报道中的“热词”。但从2005年起，“出口创汇”在人民日报上的出现频率陡然下降到50次以下。

　　如果对照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数据，会发现我国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正是发生在2006年２月底，到10月底更是突破１万亿美元，此后增速越来越快。从1996年底我国外汇储备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到突破1万亿美元，用了10年时间；但从1万亿到2009年4月突破2万亿美元，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从2万亿到今年第一季度突破3万亿更是只用了两年时间。

　　外汇储备的飙升与“出口创汇”词频的下降，两者在时间上的“巧合”，体现的是我们对外汇储备的认识在变化。

　　对于一个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外汇储备几乎为零的国家（在1979年之前，中国外汇储备从来没有超过10亿美元）来说，外汇当然是十分宝贵的，千方百计鼓励出口创汇更是理所应当。只是当外出储备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飙升时，我们才发现，外汇储备竟然是柄“双刃剑”。一方面，确实是国力的象征，能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超出正常需要的外汇储备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首先是巨额的外汇占款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央行为此投放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这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通胀压力，引发资产泡沫。其次，外汇储备的激增，也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诱发贸易摩擦。

　　我们为巨额外汇储备付出的代价还远不止这些。在每一块钱的美元背后，都有千千万万劳动者的血汗，以及那些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成本。我们牺牲了健康、牺牲了环境、牺牲了税收，让廉价的商品卖到全世界，才换回这么一大把美元。可等我们手里有了这么一大把美元，却发现陷入了“被绑架”的困境：除了继续购买被降级且时时有贬值风险的美债，还真没什么更好的去处，除非攥在自己手里任其贬值。

　　美债危机爆发后，对美国是一片铺天盖地的责骂声。其实，责骂无济于事，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反问自己：我们要这么多外汇储备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不惜付出环境、税收等高昂的代价来一味鼓励出口？我们的出口导向政策是不是该下决心调整了？

　　美债危机其实是面镜子，照出了美国经济的顽疾，也照出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