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报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类的农民工是以天计工资，他们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数抡大锤的拆迁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间，就连最普通的杂工日薪也涨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

　　这个消息估计会引起国家税务总局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些农民工的月薪已远远超过个税起征点3500元，需要加强征缴力度。即使如此，这个行业在整个珠三角地区仍面临严重用工荒，80、90后鲜有问津，基本都是年过不惑的60后。

　　反差耐人寻味。

　　抛开这些行业不稳定、工作条件差等因素，专家将原因归咎为老龄化、计划生育引发的人口红利提前终结——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

　　显然有失偏颇。

　　首先，相对于养老问题，就业依旧是第一民生难题。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和农民工两支大军在劳动力市场合流，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展开惨烈的饭碗争夺战，用工荒往往只是结构性的。

　　尽管地方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但由于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中长期处在极端弱势地位，职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的正常增长机制远未形成，农民工只能用脚投票，提高短期报酬——如日工资来获得某种补偿。但日薪即使达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产条件艰苦、劳动和社会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挣的依旧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钱。

　　与此同时，对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长期的歧视政策——比如户籍壁垒，导致农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支付高额的成本。虽然近期沿海地区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如广东中山、广州两市破例给为当地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办理户口，并探索出一个根据学历和工作经历来打分落户的新制度。这些进步值得欣慰，但对于各大城市数百万计的农民工而言，毕竟概率不会太高。

　　对于早期农民工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视的候鸟生活，是因为没有后顾之忧——毕竟家乡还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保证，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后，大量农民被以某种口号褫夺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楼”彻底沦为失地农民，农民工只有用脚投票，索要高薪，来缓解对生活缺乏保障的焦虑。而这样不断加薪又往往成为压垮中小企业最后一根稻草。

　　何以彻底摆脱双输？唯有政府积极作为——一为农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视，赋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为中小企业减税并赋予国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级转型。至于资金，卖地挣的银子就不少，且泛滥的三公消费也可以适度克制——前者叫开源，后者叫节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国政府不差钱，只是真该用到刀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