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李会

　　早晨去吃早点，发现煎饼又涨了5毛钱，已经由去年的2元涨到了现今的3元。摊煎饼的大妈很不耐烦地说：“为什么涨？鸡蛋涨钱、煤球涨钱，就这棒子面一袋都涨了10元多了！”

　　越觉得自己口袋里钱少，越觉得别人似乎都盯着自己这点钱，满耳朵听见的都是“税”“费”。刚听说婚前房本加名征税的决定被痛批后流产，就听到月饼要征税，月饼税刚过去，又听见北京要征拥堵费了。

　　怎么想，都觉得这拥堵费征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为什么这么多车啊？是政府要拉动消费，推行购车优惠鼓励市民买的。为什么会堵？因为路没规划好，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畸形。怎么算，这账都不该算到车主头上。车主响应政府号召买车，又响应政府号召限行，结果仍然不能好好开车，而且还要被惩罚性收费，该发怒的应该是车主。

　　更何况，有失败的例子在前。伦敦早就征收拥堵费，但拥堵依然，更可怕的是，伦敦征收的拥堵费，用于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的费用逐步在削减，用于拥堵费行政管理的支出却在增加。

　　9月5日，《羊城晚报》刊登了财税史学者梁发芾的文章《粪税和屁捐的故事》，讲述了古今中外有关粪税的沿革。所谓粪税屁捐，是对苛捐杂税的一种极致形容——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今时今日，《羊城晚报》刊登梁先生这样一篇文章，恐怕也是提醒有关部门，希望以史为鉴，不要事事处处以“税”“费”解决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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