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浙江台州拉开二、三线城市限购序幕后,限购名单一直难以“扩容”。记者追踪调查发现,目前部分二、三线城市遇到限购政策“绕道走”,试图用“限价”代替“限购”,这个新动向值得关注。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住建局正忙于约谈一些开发商,要求开发商控制新建住房涨价幅度。

　　“这是因为韶关市房价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韶关市住建局副局长何平良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房销售价格数据,韶关市5月份房价指数环比涨幅排名第一。

　　“这种限价方法规避了被纳入限购名单的风险,可以说是限购大限逼迫下的缓兵之计。”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说。根据住建部给出二、三线城市限购的5项建议标准,韶关触及了“1月至6月新建住房价格指数月环比增幅较高、排名靠前的”等标准,理应进行“限购”而非“限价”。

　　事实上,韶关并不是近期第一个被迫提出“限价”的城市。“尽管各地限价的内容、方式有所不同,但目前却正在成为阻挡‘限购令’落地的盾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这传递出地方政府试图“限价保量”的意图。

　　上海易居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表示,由于住建部的5条限购标准具有一定模糊性,一些地方政府便以“模糊态度”应对,寻找各种理由来规避“限购令”,这种动向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

　　记者调研发现,当下二、三线城市限购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特点,即中央政府重视、老百姓期盼,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态度消极,处于“嘴上拥护、暗中抵触、不推不动”的观望状态。

　　对此,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等学者解释说,房价背后存在复杂的社会再分配关系,特别是涉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政绩诉求。地方政府是否支持“限购令”,最大压力来源于土地、房产税及房地产业拉动的财政收入。

　　“如果韶关实行‘限购令’,当地房地产市场将会遭遇重创。”韶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坦言,“韶关市今年承担了14000多户居民棚户区改造任务,近20亿元的改造资金缺口还需要市里通过土地出让等多渠道筹集解决。”

　　这位负责人分析说,从地方利益出发,选择“限价”的影响较小,但“限购”会直接减少成交量,土地就不好卖了,从而危及地方财政收入,担心地方经济“受不了”。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不希望“入围”限购名单,但也在为能否完成年初提出的房价控制目标担忧。一些地方官员表示,当“限价”执行不力时,再推出“限购”也不迟,否则房价过高也会被上级部门约谈问责。

　　“如果没有国家及时有效的监督,二、三线城市限购很容易流于形式。”不少市民认为,主管部门应强化监察职能,避免一些城市用变相手段弱化“限购令”政策,并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房价上涨过快和保障房建设滞后的城市严格问责,限期改正。

　　据新华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