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连续数年两位数增长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人才缺口在加剧。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也是企业过度投资扩张的最大风险之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9月6日联合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去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已超过日本、英国等老牌对外投资大国，跃居当年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母国。

　　但笔者以为，目前有必要冷却过度高涨的海外直接投资热情，政府也有必要放慢出台新的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性政策步伐，因为持续过长时间的海外直接投资狂飙突进，必然会带来巨大风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采掘业的大项目多。之所以如此，广泛流传的说法是这能保证我国进口资源供给的安全，并降低进口矿产的成本。

　　假如外资企业可在东道国无约束地开展转移定价操作，中国制造业企业确实可以通过投资上游资源环节降低其国内制造业部门的进口成本，把账面利润较多地保留在国内制造业部门。

　　但现在，许多国家对其境内外资

　　企业的转移定价操作实施了程度不等的限制。如近年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山，东道国政府批准时几乎都附加了条件，其中一条就是要求中国投资矿山在出口时须按国际市场价格销售，不能人为操纵低价出售。

　　持续时间过长、规模过大的海外直接投资狂飙突进，之所以会带来倾覆风险，源于人才缺口、资产负债结构恶化、行情波动等多种原因。

　　经过连续数年两位数增长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人才缺口必然加剧。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也是企业过度投资扩张的最大风险之一，而跨境投资扩张又比国内投资扩张更多了一层遭遇额外的汇率和利率变动的风险。

　　在20年前风光一时的韩国财阀中，不止一家就是沿着上述道路走向末日的，最典型者当数营业收入一度占韩国GDP近十分之一的大宇集团。由于上世纪90年代前期韩元持续升值时期采用上述操作策略的韩国企业太多，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整个国际收支和储备资产都被推入险境。

　　当然，我们无需全面收紧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但确有必要放缓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激励政策出台步伐，而且有必要对不同类别的对外直接投资实施区别对待。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