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元春，1931年2月出生在湖北武汉。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研究生毕业。

　　早期从事古土壤和土壤地理学研究，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参加和主持大型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1987~1995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提出和实践了他的农业高等教育思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从事农业宏观方面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现代农业、生物质产业与后现代农业等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委员等职。1991年和1994年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现在有些年轻人总喜欢说“自我设计”和“我的选择”。回想一下，在我经历的79年中，绝大多数都是我在“被选择”，能由我选择的事很少。

　　但在一次一次的被选择中，我常常遇到好的机会，除了“运气好”以外，主要是我一生中做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将“为人”和“做事”两件事尽量做到最好。“为人”的核心是对自己、对家人、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对大自然要有责任心和爱心，这是我对“修身”的理解。

　　“做事”就是把该做的事尽量做到最好。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我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学生；我在研究地学、土壤学、农学以及一些宏观性问题的时候，总是很投入，很有激情，近几年我对生物质能源也是如此。我的每一次发言、报告、讲课以至PPT的每个细节我都是尽量准备得最好。其实，把事情做得尽量完美的本身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石元春每天起得很早，这是他年轻时在农村做土壤研究养成的生活习惯。“我们住在村里，有时一大清早就会有老乡来敲门：石老师快来呀，地里长虫子了。”石元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与农民朝夕相处的许多细节。

　　早起不是为了出门散步和做操，他在抓紧时间赶写一本书《决胜生物质能源》。“生物质能源让我找到了新的激情，我要争取再多做点事。我要决胜呀！现在惟一缺的就是时间”。他握紧拳头，像指挥家在空中用力地挥动了一下。这个做了一辈子土壤学的专家，喜欢用土表达个性：“只要有个土，我就会往土缝里钻。”

　　根深叶茂

　　“我能选择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像我的老师和科学前辈们一样，以极大的好奇心去追求科学真理，以最大的勤奋去将身边要做的事做到最好。”

　　1931年的农历正月初二，一个男孩出生在武汉一个小生意人家里，家人为其取名“元春”。

　　他回忆道：“父亲幼时很苦，念了两年私塾就当了学徒。后来自己开了店，经营得不错，家里还算殷实。父亲对读书人很崇拜，母亲是读过书的半新式妇女。他们常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一定让你们都能念上大学。’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恩。我是家中惟一的男孩，父亲没让我帮他做生意而让我念书，这才给了我机会。”

　　石元春牢记父母的嘱托，勤奋刻苦学习、认真做人做事。为了能够取得优异成绩，他夜里躲在学校锅炉房复习功课。那时最大的乐事就是在两周放一次假的日子里看美国西部片。奔驰在美国辽阔牧场上的“牛仔”和大自然旖旎的风光，使少年石元春无限神往。1949年高中毕业时，18岁的石元春就和几个同学相约报考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农学院。“没想到，美国西部片的影响竟决定了我们这批少年的一生。我当时报考的是武汉大学农学院和清华大学农学院，并先后收到两所学校录取通知书。父母要我上武大，我要上清华，最后还是遂了我的心愿。但入清华才一两个月，农学院就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了。”石元春很感慨地说。

　　石元春总结说，四年的大学生活充满革命激情。“年轻人的激情憋不住呀！那个年代的活动很多，我大二就去江西参加土改，一去就是大半年。在大学毕业分配表上9个志愿栏上，我填的全都是坚决服从分配、到边疆、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没想到却被分配留校攻读研究生，我心里还闹情绪呢。当时全国都在向苏联学习，年轻人最理想的事业是做一个农艺师，身边还陪伴着一个漂亮的姑娘。”石元春笑了。由于农学方面的苏联专家因病推迟来华，土壤专家先来了，石元春根据组织的安排，从农学系调到了土化系。一切重新开始。

　　听课和学习一定要找最好的老师，石元春一直牢记导师李连捷教授的教诲。“他设计了我一生的学术蓝图，导师的这个理念使我有机会得到许多名家大师的教诲和熏陶。”回首往昔，石元春感激这些为中国科学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前辈。“我遇到了好人和贵人。李连捷教授是著名的土壤地理学家。导师是第一届学部委员，有大家气质，他对年轻人培养教育是点到为止。‘石元春，你去听一听袁复礼先生和王乃梁先生的课。’我就骑上自行车去地质学院和北京大学。”石元春说他进了课堂才知道，这些教授都是我国最顶尖的专家。

　　严师出高徒，石元春在研究生期间，修读了第四纪地质学和地貌学课程，同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的第四纪地质组。在天山脚下的大草原上，石元春终于实现了少年时代骑马驰骋草原的梦想。石元春跟随着导师李连捷等一批著名科学家从准葛尔到塔里木，从阿尔泰到天山，穿沙漠涉冰川，进行多学科野外综合考察。“那是我一生最浪漫潇洒的四年。”一批激情满怀的科研工作者风餐露宿，白天采集标本，晚上在星空下整理标本。无论是专家还是学生，大家住在一个帐篷里，谈论着各自的发现和感受。石元春一辈子都很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就像一块大海绵，吸收到许多新鲜的东西。我就像变了一个人，我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亲近大自然。我好像是在和土壤对话。这一切不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实践给我的感悟。”

　　老师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四年的新疆考察使石元春萌发了“地学综合体”的科学思想。这种长时间锻炼、培养起来的系统综合观察问题、深入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反映在他以后的全部工作中。石元春总结这归纳为人生做成的第一件大事的经验说：“我的一生中，到底是我在选择，还是我在被选择？回首往事，更多是我在被选择，我能选择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像我的老师和科学前辈们一样，以极大的好奇心去追求科学真理，以最大的勤奋去将身边要做的事做到最好。”

　　担当重任

　　通过20年的治理，灾害频仍和低产缺粮的黄淮海平原转变成为中国的重要农业生产基地。

　　在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校园里，有一座汉白玉石碑，上书“改土治碱，造福曲周”八个字。这是在1988年教师节，河北曲周县人民送给北京农业大学的礼物。这块石碑讲述的是一个成功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的故事，它凝结着石元春和北农大老师们的汗水和功劳。

　　石元春和盐碱地的故事还要从50多年前说起。由于1957年大搞水利化和1958年大跃进中治理方针失误，黄淮海平原发生了大面积的土壤次生盐渍化，使盐渍化土地面积由2700万亩骤增到5000多万亩。1963年，海河平原又发生大面积洪灾。石元春在出席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听到各方人士对黄淮海平原盐渍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很自然地将黄淮海平原与新疆荒漠带土壤盐渍化作了对比，感到这里情况要复杂得多。他提出，大家看法之所以有分歧，症结在于对这里的水盐运动情况不明。

　　科学家的责任感使石元春先行动起来。他那时没有研究课题和经费，为了搞清楚土壤中水盐运动的情况，每个月都背着土钻和铝盒，去北京南郊大兴县芦城村采样作图，以了解土壤中水盐的变化情况。“我每次去采样总是晨出夜归，坐5个小时公共汽车，扛着十几斤重的土钻，下车后还要步行30里路，才能到我做实验的盐碱地。一个人打钻取土4个多小时，回到学校已是精疲力尽，还要用近一周时间去处理和化验采来的土壤样本。就这样干了两年多，可惜未待资料整理完，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散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份了解水盐运动规律的渴求。”

　　石元春在渴望中等待着机会。他坚信绝境可以逢生。机会在1972年来到了。随着大面积的土壤次生盐渍化和大涝，后又连续数年大旱，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河北召开了北方17省份抗旱工作会议，并指示国家科委在河北组织“合理开发地下水”的科技大会战，其中设置了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的课题和9个实验区。石元春迎来了曲周实验区和黄淮海平原这个更大的水盐运动研究现场。1973年秋，他和北京农大土化系的6名教师，后来又陆续加入了各系二三十位教师，趟着水进驻了河北曲周县北部的“老碱窝”张庄村。

　　石元春的团队进驻曲周实验区张庄村后，和村里商量先拿出400亩盐碱地做试验。工程设计做好了许久，村里却迟迟不动工。石元春问村党支部书记赵俄原因时，赵俄问他：“你们能待多久？”石元春反问：“老赵，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赵俄说：“下来蹲点的工作队是一年一换，你们走了，下拨来了又是一套，我们怎么办？”石元春坚定地说：“改不好我们就不走了！”赵俄说：“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第二天工地上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

　　石元春积蓄多年的激情在黄淮海平原上迸发出来。他率领着北农大的科研人员一手抓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一手抓水盐运动的观测和研究。这些来自城市里的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在头三年里，用土钻愣是把一大片试验地打得“千疮百孔”，取得了数万个观测数据，基本了解了这个地区水盐运动的特点，由此提出综合治理旱涝盐碱的主体思想和综合治理工程系统解决方案。石元春回想起那些治盐碱的日子至今仍然感慨万千：“从1973年到1993年，我在曲周实验站和黄淮海项目中一干就是20年，建起了‘北京农大曲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实验区。’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治碱，与农民的关系非常好，农民对‘农大老师’非常亲。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落后，我们都是用一些最传统的工具做研究，生活条件相当差，刚到曲周实验区的人，会因饮水中含硫酸镁等盐类要拉五六天肚子才能逐渐适应。”

　　寒来暑往，日月如梭，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工程越做越大，这个国家科技会战最终发展到由4个部委主持，中央及四省两市的204个科研教学单位，1141名科技人员参加的大型综合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石元春一直担任项目专家组组长和主持人。他拿出一组数据说，上世纪70年代初治理前，政府每年要为黄淮海平原调进救济粮50多万吨。通过20年的治理，黄淮海平原抗旱和防涝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耕地中的盐碱土地面积由原来的5000多万亩减少到1500万亩以下，通过治理，灾害频仍和低产缺粮的黄淮海平原转变成为中国的重要农业生产基地。

　　1979年麦收季节的一个早晨，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副总裁来曲周实验区考察现场。这位外国人离开时说：“发展中国家的这类项目我考察过很多，一般总要半个多月，这次到你们这里，半天就够了。我认为基金会要支持这个项目，相信回去向总裁汇报后他也会同意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联合国农业发展基金会就与中国政府签订了贷款3000万美元的曲周旱涝盐碱综合治理项目，贷款的到来使曲周实验区一下子由几百亩扩大到23万亩，整个曲周县北部旧貌换新颜。各种荣誉和奖励纷至沓来，该项目先后获数十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993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勤恳耕耘

　　我自己还是对得起我自己的，对得起培养过我的国家的，我有做得对的，也有错的，但我尽力了，我心里很踏实。

　　采访中，石元春的老伴不时会走进客厅沏茶和续杯。“谢谢。”石元春轻轻地说，语气中充满着柔情。这个渴望成为马背“牛仔”的两院院士说：“我常对她说，你是老天送给我的最好礼物。”

　　老伴是当年和石元春同在北农大读土壤专业时“同桌的你”，几十年来一直相伴在石元春身边，风雨兼程、携手同行。石元春笑着说：“我可不是早恋啊，我读研究生时才谈的，我们是50多年前的同学，刚庆祝金婚。她也是读土壤专业的，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我是宣传委员。她学习好，后来就一直在学校教土壤学。老伴真好呀。几十年来，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俩人都在一起。我去曲周两年后，她就来了，和我一起参加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工程。那时候，我在地里取样，她在房间里做化验。我现在写书，她是我的监制，最严格的第一读者，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者。我对她说，如果我写的东西有错，希望在你这里消灭。她也会经常问我：有什么任务吗？”

　　“看到你们这么恩爱，真是让人羡慕呀。”听到这样的赞美，石元春很骄傲地说：“家和万事兴呀。我女儿也常说，我老爸老妈是相敬如宾型的夫妻。儿子说，你们为何总是那么乐观和恩爱？我们相互尊重，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我们有心灵感应。我一生净遇到好人了。”

　　石元春夫妇有一对儿女，儿子在美国读书、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女儿做饭可好了，这都是当年她和哥哥两个人独立生活锻炼出来的。”石元春回忆起夫妇俩有一次从曲周回京看到的一幕。“我们那时候在北京的家是和另一个同事一家共住的仓库。我们在曲周，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平时就在北农大的食堂吃饭。对于孩子的教育，我认为教他们如何为人处事就够了。我很尊重儿女的选择，包括他们择业和择偶，要顺应他们自身发展的规律。”

　　石元春讲了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美国开会后去看在那里读书的儿子，和儿子住在一起三天，这是这对父子难得的交流机会。他看到儿子的额头上有块伤疤。儿子说，那是因为打工送外卖时摔到雪堆里的石头上。石元春疼在心里，临走前给儿子布置了两个任务：“第一条：注意安全；第二条：不要学坏。儿子回答说：‘您这两个要求并不高，保证完成。’当年儿子要去美国读书，我对他说，你自己的路，自己走。但作为父母，孩子的健康和安全是最关心的。”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撒进布置得简洁的客厅，变幻出不同的图案。充满浪漫色彩又脚踏实地的石元春这样总结道：我天资平平，大环境上又没什么选择余地，能做的只是靠社会责任感和科学态度，靠把每件事都尽力做到最好而已，其他就交给“机遇”与“命运”了。我自己还是对得起我自己的，对得起培养过我的国家的，我有做得对的，也有错的，但我尽力了，我心里很踏实。

　　文／本报记者 陈 颐

　　科学浅说

　　地学综合体

　　土壤像一面镜子，能够最综合、最完整地反映某个地理空间上的气候、地质、第四纪沉积物、地貌、水文、水文地质、土壤、植物以至农业生产上的特点，这些要素不是随意的堆砌，而是高度和谐的统一系统，我称之为“地学综合体”。

　　盐碱土就是这种地学综合体里的一种特殊景观，将它与各地学要素间的关系搞清楚了，将水盐运动的规律搞清楚了，你就会找到科学的治理办法。大而言之，对农业，对教育，对生物质能源等都是这个道理。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去认识你研究对象的科学本质。 （石元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