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教父史蒂夫·乔布斯辞世，终年56岁。乔布斯去世的消息对科技界造成了极大震动。无论是乔布斯的战友，还是曾经的竞争对手，都对他在业界不可动摇的标志性地位表达深切敬意。在中国，许多果粉来到北京三里屯苹果专卖店外，用鲜花和蜡烛悼念乔布斯。(10月7日《新京报》)

　　乔布斯不是神，但世上只有一个乔布斯。就像苹果始终会缺一口那样，乔布斯的离去只是迟早的事情，然而，国际政界、商界大佬的悼念远超预期。有人说，“当代没有与之相比的政治家、军事家、甚至宗教领袖，乔布斯的哀荣也可能标志着人类英雄观的转移”。乔布斯是美国的，甚至很多苹果产品也非一般中国百姓可以消费得起，然而中国媒体与舆论还是将头版头条及至铺天盖地的哀思留给了“乔帮主”。这是矫情、滥情，抑或深情？

　　问题的答案有赖于我们对“乔布斯”三字的理解或阐释。美国总统奥巴马如此评价乔布斯：“通过使电脑个人化并把互联网放入我们的口袋，他使信息革命不仅变得易懂，并且直观和有趣……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重新定义了整个产业，他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更多的评论家们开始拿他和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相提并论。如果说乔布斯真的“定义”了整个产业，那么，在他以每一款闪耀的“乔氏产品”定义之前，他完成的是一个更为基础的定义——他重新定义了“创新”。何谓“创新”？乔布斯和爱因斯坦、爱迪生、盖茨有很大的不同，他甚至没有自己绝对的学说、发明、控股权，但他是一个完美主义的“工匠”——他对产品方向的惊人前瞻力与判断力告诉我们：创造性地使用别人的成果也是创新，追寻一种完美的用户体验也是创新……“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公众对乔布斯的纪念，不如说是对“极为出色的美感、易于使用的体验”的感激与吁求。

　　与其说我们在哀悼乔布斯，不如说我们在忧虑于类似“钱学森之问”的命题——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乔布斯”？某种一样上说，这个问题与“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问鼎诺奖”其实是一个意思。“乔布斯”的出现，离不开一下几个核心要素：一是宽容失败的创业环境，乔布斯几起几落，也优雅也自大，也完美也无情，在一个“是对手也会是朋友”的市场机制中，秩序与底线宽容了他的创意与才情；二是严苛而公正的创新奖励机制，乔布斯无拘无束地穿越各界屏障，离不开美国本土上有着世界上最令盗版者恐惧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笨拙的实用主义与英雄的经验主义大行其道，真正的创新者注定会获得等值的物质与精神奖赏；三是创新立国的生存规则，乔布斯不创新，苹果注定早在巨额负债中“烂掉”，有人说，反观我们的企业，小的融资难，无力创新，大的搞垄断，无心创新——有技术的无梦想，有梦想的无资本，创新落地何其难也。

　　乔布斯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培育自己的“乔布斯”。网传段子说，乔布斯走了、iphone4S来了，中国山寨厂商抱头痛哭，“尼玛我都做出了iphone5，坑爹啊”。我们山寨了iphone5，却无法山寨乔布斯。就在乔布斯去世的当天，数千名美国民众汇聚在华尔街附近，开始了抗议活动以来规模最大的游行——他们的乔布斯、他们的金融市场，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又那么那么近。(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