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案件

　　由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挂牌的甘肃强乐乳业制造销售毒奶粉案尘埃落定。此案经过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半个多月的审理，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甘肃强乐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采取掺杂、掺假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方法，生产或销售“强乐”牌伪劣奶粉，销售给陕西省、湖北省、浙江省等地的企业和个人，涉案金额达到231万余元。为此，法院以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主犯马跃强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判处马俊河等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半至8年不等，并处罚金15万元至60万元。

　　据《法制日报》记者了解，一审宣判后，此案的几名被告人都提出了上诉。

　　神秘电话举报

　　30吨毒奶粉流入市场前被查获

　　《法制日报》记者发现，法院的判决书和检察机关的公诉书都未曾提到这起毒奶粉案是如何被破获的。记者为此还曾采访了这起毒奶粉案的审判长马万青，他告诉记者，在审判时未曾涉及到这一细节。10月11日，记者经过多方了解得知，一个神秘的举报电话，才使得这起案件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

　　2010年12月，宁夏工商部门接到一个举报电话，询问工商部门此前公布的举报电话奖励金额能否落实。在得到肯定答复的情况下，举报人透露，在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A区西侧34号门面房内，存放着一批三聚氰胺超标的奶粉。12月3日，吴忠市工商局利通区一分局在举报电话提供线索的帮助下，成功查获了奶粉30.55吨。经宁夏回族自治区食品检测中心检验，这批30.55吨奶粉共4个生产批次，三聚氰胺含量最低的达到每公斤7.3毫克，最高的达到每公斤11.8毫克，均超出国家限定的标准，为不合格产品。

　　后经查明，这批毒奶粉是2010年五六月间，甘肃强乐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马跃强，分别从河北省保定市的焦某处购买7.5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罗某处购买3.45吨饲料乳粉，又从宁夏一家企业购买19吨全脂淡奶粉。马跃强指使公司员工马俊河，组织工人对所购得的3批奶粉进行掺和，共生产“强乐”牌全脂奶粉31吨。2010年6月23日，马跃强以每吨27500元的价格将奶粉销售给浙江省金华市好源乳业有限公司，经该公司检验发现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后退货给马跃强。由于国家对市场上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监管力度加大，一时不能出手的马跃强指使儿子马乐将奶粉运至吴忠市利通区藏匿起来，直至东窗事发。

　　员工揭露黑幕

　　过期饲料奶粉也被制成全脂奶粉

　　5年前，宁夏吴忠市人马跃强在甘肃省高台县注册成立甘肃强乐乳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强乐牌全脂奶粉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

　　在法院的庭审中，强乐公司的员工马俊河自曝行业内幕：他带领工人按照马跃强的指示，将麦芽糊精粉和奶粉掺拌均匀后，进行装袋包装。为何要用麦芽糊精粉？原因在于麦芽糊精粉的市场价格每吨5000元，奶粉的价格为每吨两万元，原料价格的巨大差别，使得强乐乳业公司在生产毒奶粉中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用饲料级奶粉掺和时，都是先把饲料级奶粉装在包装袋的下面，上面再装点合格的全脂淡奶粉。再到后来，购买过期饲料级奶粉，这些奶粉都已经结块，变成黄色，而强乐乳业公司则将这些变质的奶粉块磨碎与鲜奶掺和，经高温加热，这就是所谓的奶粉还原。在奶粉还原中，为对奶粉进行处理，在加工中加入三聚氰胺。

　　马俊河的供认在检察机关的调查中也得到了印证。检察机关指控，2010年5月，马跃强指使公司负责生产的马俊河等人在甘肃省高台县强乐乳业公司，将5吨麦芽糊精粉掺拌到20吨其生产的奶粉中，共生产强乐牌全脂奶粉25吨，后以每吨2.25万元的价格销售给陕西省淳化县市场。该市场又将这25吨奶粉转售给湖北省秭归县宜昌维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当年年底，湖北省秭归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从该公司查获强乐牌全脂奶粉12吨，经湖北省产品质量技术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12吨奶粉共5个生产批次，三聚氰胺含量均超出国家限定的标准。

　　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2010年2月，生产商云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向王占河销售其生产的过期饲料级奶粉50吨。之后，王占河又以每吨4300元的价格销售给马跃强。马跃强于2010年3月至6月期间，指使马俊河在公司对这50吨奶粉进行还原和掺拌，共计生产强乐牌全脂奶粉1999袋49.975吨。

　　经利通区法院一审审理后认为，马跃强等人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的强乐牌全脂乳粉92.525吨，销售三聚氰胺超标的饲料级奶粉17.605吨，销售金额为116万余元，未销售的货值金额为114万余元，合计金额达231万余元。

　　本报银川10月11日电

　　案意

　　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三聚氰胺违法活动两年之后，甘肃强乐乳业公司生产、销售毒奶粉事件再度发生，而生产毒奶粉的水平进一步升级，从用麦芽糊精粉掺拌在奶粉中，到把牲畜吃的奶粉也往里掺，再发展到将过期饲料级奶粉还原成毒奶粉，这一幕幕令人发指的造假行为，不仅仅暴露了黑心业主唯利是图，也再一次暴露了乳制品行业监管的薄弱，以及乳制品行业标准的低下。本报记者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