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东莞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商业银行贷款难贷_经济台

第一财经周刊封面文章。

　　钱在哪儿？

　　温州和东莞的中小企业正在受到资金短缺的煎熬，一些公司走向关闭、破产。“中国制造”的金融血管似乎被淤塞了。

　　文｜CBN记者金晶李娜昝慧昉实习记者鲍成蓉

　　制图｜戴骏

　　距离圣诞节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会是一年当中美国人最重要的购物季节。他们用信用卡支付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其中许多来自中国。例如一种售价160美元的铝制研磨器，美国家庭主妇用它来研磨咖啡豆、胡椒颗粒或者是薰衣草。

　　这样的研磨器可能来自于中国南方的城市东莞—以生产服装、电子设备、家具和纸制品闻名的大型基地，一个中国主宰世界制造业的缩影。这里的代工厂将成本低廉的手机触摸屏、棉质T恤、毛绒玩具卖到全球各个地区。

　　让我们来到艾菲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一家典型的中国代工厂。工厂位于东莞的东坑镇初坑杨梅岭新围村，这里聚集着一些电子和塑胶工厂，老板邓向星租了一间900多平米的厂房，雇佣了20多个工人。6月份，工厂从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手中得到一笔订单。加上今年新购置的设备，现在有13台机器在工厂里运转，发出隆隆的声响。

　　工厂今年的销售额会超过300万，是去年的4倍多，事情似乎很顺利，但邓向星缺些现金。他坐到银行信贷员的面前，他们的谈话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想贷款。”

　　“用什么抵押？”

　　“机器。价值300万。”

　　“那不算固定资产。你有房产或者土地吗？”

　　邓向星的小型工厂无法提供抵押物，在被银行连续拒绝了两次之后，他感到心灰意冷。他的工厂不仅代工各种数码镜头、汽车配件、电子五金、散热器，还向美国、印度和墨西哥销售食物研磨器—之前说的那种受欢迎的也是利润丰厚的商品，邓向星已经为其申请专利，他打算创立品牌并开拓更大的市场。他需要一笔资金，大约30万：购买机票、在美国注册商标、寻找代理商、搭建网站—并且赶在圣诞购物旺季之前做完这一切。

　　资金问题阻断了邓向星的光明大道。同其它在这个市场中进行“底线竞争”的中国小型企业一样，它们很难获得来自银行的支持。进行底线竞争意味着劳动密集、利润微薄、现金流脆弱、面临更多市场风险。

　　这不是银行所喜欢的客户。中国有4200万像艾菲机械这样的企业，它们的规模从家庭作坊到拥有体面厂房的工厂，但它们中的大多数难以获得大型金融机构的信任。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做服装生意的创业者陈晓东说，“银行从不会雪中送炭。”

　　“我们发现小企业主并不关心存款准备金率，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地位，”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胡晓明说。阿里巴巴旗下设有小额贷款公司，提供平均几万元的贷款，2010年累计放贷超过13万单—这显示了中国中小企业对资本的旺盛需求，它们向小额贷款公司等借钱。根据《2010年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运行及监管报告》，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每笔平均数额是118万。

　　这成为中国监管机构一直以来头疼的问题。尽管一些数据显示了政府的努力，央行公布今年前6月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余额增长18%，超过大型企业，但情况难以根本改变：中小企业为中国贡献70%左右的GDP，但却大多不通过正常融资来获得发展，银行倾向于向国有集团放贷，因为此类企业带来的风险微乎其微。

　　在实行前所未有的紧缩货币政策之后，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浙江是另一个中国私营经济繁荣的地区。陈圣的吉祥制衣厂位于浙江绍兴—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所在地，这里的许多工厂生产布料和代工服装，将它们卖到海外赚取美元，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陈圣是个25岁的年轻人，他开一辆沃尔沃SUV，在8月，工厂还掉了在“好时候”获得的1400万贷款。在他再次造访银行时，得到的都是“坏消息”。银行决定收紧对他的贷款，只能提供工厂评估价格一半的额度，也就是最多1000万。“这并不出乎意料，现在大家都资金紧张。”他说。尽管在3年以前，情况是另一个极端。

　　工厂的建筑物由三幢青白色4层楼房和周围的一圈矮小平房组成，在9月普通的一天，厂房中央的空地上停了两辆蓝色卡车，还堆放着一些成匹的布料，距离工厂100米的距离就是一个小型的交易市场。

　　工厂东边有一块土地不久前被拍卖，按照成交价来计算，陈圣的工厂价值在4000万左右，但银行的评估只给了2000万的价格。即使抵押掉全部固定资产，他还是难以获得计划中的贷款数额。吉祥制衣厂已有10年历史，由他母亲创立。两个月前，他的计划是创立一个Abercrombie&Fitch那样的休闲服饰品牌，但最近他正考察餐饮连锁市场。

　　钱成了最大的问题。在投出4万亿刺激计划以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大量资金在过去一段时间进入大型工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推高了几乎所有市场要素的价格，政府不得不立即采取措施以减少经济风险。在进行了13次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和5次加息之后，融资环境变得史无前例地糟糕。

　　一种“这将是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更差的时候”的说法开始伴随着不安和恐慌情绪在村镇里蔓延。最初是6月份，报纸和网络上逐渐出现温州和东莞一些著名中小企业倒闭的新闻；到了9月份，情况变得极其糟糕，仅9月22日一天，就有9位温州企业主出逃，情况大致都是：老板突然消失，然后愤怒的工人和债主搬空了工厂里的所有东西，剩下一片狼藉，人们这才知道企业欠下了包括高利贷在内的巨额债务，已经无力偿还。

　　噩梦来临。传闻说，温州40%的企业正面临倒闭危险。

　　这令政府感到紧张，一旦中小企业出现麻烦，可能令中国经济增速放缓。5月份，工信部曾下达全面调查的命令，涉及中小企业资金缺口、民间借贷实际利率、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的中小企业户数等内容，调查的结果否定了关于倒闭潮的说法。但危机却迅速蔓延着，在最近的温州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特意前往浙江督查此事。

　　同金融危机时没有一笔订单相比，今年要幸运得多，吉祥制衣厂最近拿到的一笔订单价值250万美元。但陈圣仍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在拿到订单后的没几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突破6.4，对他来说意味着致命打击。

　　2006年时，陈圣的工厂规模达到顶峰，一共有700多个工人。在逐渐缩减规模并熬过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代工业务被外包给一些成本更低的工厂。公司最后只保留一个车间和100个工人，“如果不是外包，公司可能会毫无利润”。

　　多余的厂房被出租给更小规模的工厂，平房则租给家庭作坊，这些作坊进行布料打卷的工作，按照米数来计算收入。这些常常是随时组合起来的家庭作坊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成本优势，扮演这条工业链条里最末端的角色。

　　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小规模的制造工厂成为第一批牺牲者。黄龙在杭州经营一家船用齿轮箱制造工厂，他把铁片和螺丝等零部件交给其他小工厂加工，这些小工厂间进行残酷的价格竞争，它们的利润可能仅仅来自于卖掉产品所留下的铁屑。

　　这些小工厂开始出现危机，一些工厂陷入停产或者倒闭。“现在是全面通货膨胀，它们的利润很低，”黄龙说，“相比较年初，现在招工反而变得容易。”在他自己的工厂，一年之内工人工资涨了40%，而原材料钢材的价格也上涨了30%。

　　黄龙的抱怨还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变得变幻莫测，“他们很随意地一走了之，甚至有隔壁的工厂开工时一个工人也没来的事情发生”。东莞塘厦镇一家包装印刷制品厂的老板也说，“工人们跳来跳去，经常要求涨工资，今年已经涨了30%，他们还不满意。”

　　在阿里巴巴今年7月对浙江省数千家中小企业进行调查后发布的报告称，浙江中小企业平均开工率为72%，接近1/3的企业减少了用工人数。超过80%的企业主认为，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给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在2010年前，这个数字是50%。

　　9月9日，中国统计局公布8月CPI上涨6.2%，PPI上涨7.3%，情况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善。

　　在《一件T恤的世界经济之旅》中，作者皮翠拉·瑞沃莉描述，底层行业的优势常常只能是昙花一现，用商业战略模型来看具有如此特点：劳动力成本或自然资源对这些行业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它们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常常很低……因为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它们的竞争者往往过多……优势的快速易主不断吸引新的进入者，它们压低利润……发展中国家常常受困于这些行业。

　　不仅如此，对于中国的私营经济来说，一个行业或者一种产品的生机或许只在短时间内出现，一旦错过将只能寻找下一个赚钱机会，生意还很容易被自己的邻居抢走。

　　让我们再回到东莞东坑镇。对于邓向星来说，如果不能立即拿到30万贷款，他将错过今年最好的销售季节，明天的市场很难预料，这令他感到十分懊恼。

　　邓向星30岁，皮肤黝黑，眼睛细长，说一口湖南话。当他刚出来打工时，每月拿不到500块钱工资，现在他工厂里的工程师工资是6000多元。3年前，他在浙江温州一家工厂打工，有一天老板拿来几款研磨器的模具，让他尝试用其它材料复制出差不多的产品。最后，这种他负责开发的铝制研磨器在美国一个月销售出了3万台，他来到东莞，开始自己开办工厂。

　　在东莞的公交站台、街道地面、工业区厂房，到处贴着“无抵押贷款”、“小额贷款”、“信用贷款”这样的广告。邓向星说，这两年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广告变得随处可见，许多银行广告说免抵押，但如果打去电话，对方就会说没有办法。最坏的打算是等到华为的钱再说。与华为合作，回款周期是120天，要一直等到10月底，那时候今年的时机已经过去，只能再等明年。

　　他有另外的选择，就是将机器拿去给担保公司做评估担保，但需要付5%至10%的中介费，再或者是借高利贷，但他觉得过于冒险。

　　确实像是冒险，任何一种融资渠道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将导致情况变得越来越坏。在中小企业的独特生态链条里，因为全球的经济疲软、中国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人民币持续升值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某些环节被打断了，最终，一切都被归结为钱的问题。

　　陈圣从银行拿到最好的条件是基准利率上浮20%加上给3.3个百分点的回报率(银行往往要求企业在贷款同时向银行存款，该成本被计算为回报率)。现在一年期的贷款利率是6.65%，意味着贷款1000万，需要付出的融资成本是112.8万元。

　　他向小额贷款公司拆借了部分资金来偿还上期的贷款，期限是一个月，他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处理好贷款的事情。他还必须马上付给原料供应商10%的现金—这是从今年刚刚开始的，以往通常可以拖欠，但现在供应商即使降价也要求给预付的现金。

　　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旺盛的民间融资渠道之一，它常常是具有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从事的金融业务，2008年开始在浙江试行。到2010年末，浙江省注册登记的小额贷款公司共134家，贷款余额总计337亿，占了所有可贷资金的99.3%。

　　杭州余杭区理想小额贷款公司副总经理姚鹤富说，来借钱的人越来越多，公司7个亿都已经全部放贷出去，利率比去年上涨3到4个百分点，95%的贷款都是没有抵押的。

　　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以及数量更多的投资公司—也就是地下钱庄，组成了民间市场。在温州，到2010年底，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达到了1879家。来自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数据称，9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是25.44%，1月份时这个数字是23.01%。另一个数据是，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89%的家庭或个人、60%的企业参与其中。

　　这些成本高昂的资金普遍被认为只适合于短期使用，但也有企业会冒险一试。陈圣说，在银行实行宽松政策时，几乎所有企业主都会将获得的贷款投向房地产，不是买地就是炒楼，不在浙江本地就到江西、安徽、黑龙江。

　　在进入了更具风险的投资行业或者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扩张策略后，中小企业突然间难以再获得足够的融资，可能寻求大量高利率的民间融资，房地产市场也受到宏观调控，企业就面临失控的风险。例如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广泛投资房地产、股市和扩张新能源行业，被认为是导致最终资金链断裂的原因。

　　即使通过地方商业银行贷款，成本也变得相当高。有资产抵押的贷款利率一般在基准利率的1.5倍，而无抵押的贷款利率可能会到2倍左右。这些银行更倾向于中小企业借贷，比如浙江泰隆银行，500万以下的贷款数目占总量的86%，在建设银行，这个比例是18%。

　　“中小企业是靠成本竞争获得市场的，而不是依赖融资杠杆率。”阿里巴巴的胡晓明说。制造业的小企业利润基本在3%至5%，一旦融资成本过高，就会十分危险。

　　来自浙江中小企业局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财务费用同比上涨33%，其中利息支出上涨38.9%。小型企业比中型企业的财务压力更大，两者上涨幅度分别是41.8%和25%。

　　张东选择了一种最安全的方式。他成长在一个典型的浙商家族，跟那些传统中小企业主不同，他为自己的北京EV.TE服饰公司制定年度销售目标、战略规划和财务指标，将营收的10%用于研发，做足够的风险评估，例如3年后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会到8000元以上—而通常的中小企业没有任何现金或财务管理制度。他不打算为自己的企业融资，更倾向于几年之后引入其它股东。

　　服饰企业最大的风险是库存，这往往是引发资金链危机的原因，张东说一旦出现问题，他会向家族亲友借贷。“用高利贷来发展企业是不可思议的。”

　　另一大风险来自于结款方式。阿里巴巴的报告称，银根紧缩令小企业的上下游企业资金日趋紧张，上游企业因此缩短收款期并增加现金收款比例，而下游企业的结款周期相应变长。

　　“中小企业现在很缺钱，以前是贷款到期还了之后，有需要的时候再来贷，现在许多是还了以后立即再贷，”姚鹤富说，“主要原因是中小企业回笼资金的周期被延长了”。

　　东莞凯邦化工总经理吴凯说，企业需要拿出更多资金来购买原材料，一旦客户出现资金紧张而拖延回款，企业会因为出现资金周转问题而倒闭。

　　可以让邓向星感到安慰的是，与华为的合作一般不会出现麻烦的问题，他还在关注是否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湖南商会的支持或者是尝试联合担保贷款。在他为贷款心烦的时候，他喜欢到工厂后面的松山湖去钓鱼，那会让他的心情稍稍好一些。

　　但对于更多处于底线竞争中的中国中小企业来说，只能期待可以熬过这段决定生死的时间。

　　33%

　　来自浙江中小企业局的一项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财务费用同比上涨33%，其中利息支出上涨38.9%。小型企业比中型企业的财务压力更大，两者的上涨幅度分别是41.8%和25%。

　　中小企业贷款难题

　　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规模限制，更多投向大公司、基础设施、房地产企业

　　抵押贷款和担保贷款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