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猪肉价格大幅波动。十月，笔者在四川等地对农村养殖业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猪肉价格大幅上涨与农业生产成本过高、规模养殖困难重重有直接关系。

　　四川历来是我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生猪出栏量曾经占世界的1/20、全国的1/9、省际调拨的1/3，历来有“川猪安天下”的评价。我重点调查了四川绵阳关帝乡、泸州纳溪区和自贡富顺县的养猪情况。

　　从历史上看，四川农民从事生猪养殖业曾经是农业劳动变现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肉价高涨的今年，农民从事家庭养猪的却越来越少了，减少的直接原因就是农业劳动成本相对大幅提高。虽然专业养猪收益今年下半年大幅度提高，但养猪成本的上升同样是大幅度的。

　　村民告诉我，目前的生猪存栏量相比去年下降90%左右，比如去年一个村的仔猪存栏量还有200头，今年连20头都没有。为什么不养猪了?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不合算，赔本。我与四川纳溪区和自贡富顺县的几家农户算了算账，现在购买猪仔的费用大约需要1000元了，而目前常年留守农村的穷苦家庭，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000元，根本拿不出买猪仔的钱。而有劳动力在外打工的农户显然不在乎这1000元，而且也没有劳动力伺候猪，甚至很多人嫌猪圈又脏又臭。

　　现在农户不养猪了，关键在农业劳动力成本显性化。何谓农业劳动力成本显性化?即农业劳动成本是以农民工收入为参照物的。目前非常多的家庭农业劳动都依靠雇工完成，尤其是插秧和收割都靠雇工，雇工比例大约60%，报酬需要比照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以上计算，即每个工起码按80元/天算，还要管吃。这也是养猪劳动的成本。家庭养殖业属于繁杂劳动，猪要吃草，粪还要上到田里，这些劳动虽然强度不是很大，但又脏又臭，一天也离不开人，还污染家庭环境。雇人雇不起，自己干体力又不支，因此很多人家放弃养猪。

　　农民不养猪，还与农村目前的人口状况相关。目前农村人口主要由少年儿童、妇女，老年人构成。而我在四川农村入户调查中发现，青年妇女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50岁以下妇女也难看到，都出去找营生了。村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60岁以下算壮劳力，80岁还在耪地。这样的劳动力现状很难从事繁杂的养殖业劳动，尤其是养猪。

　　制约农户养猪的另一个原因是养殖业直接成本上升太快。今年以来，饲料成本同比上涨9%，运费、水电费成本同比上涨10%。而秋粮收购价又提高15%左右，基本与肉价提高幅度相符。虽然肉价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农户不愿意防疫，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并扩散，而今年肉价提高恰恰与疫病大面积发生相关。现在虽然肉价提高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刺激农户回乡养猪的拐点，绝大多数农户对肉价提高不敏感，仍然缺乏增加存栏量的兴趣。这种趋势恐怕将延续至明年。

　　当然今年以来，专业养殖户的存栏量是增加的，大约增加30%左右，尤其是在肉价提高之后，但进一步增加的困难不小，原因也是赔本。

　　养猪的集约化经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成本未必能够下降。相反，由于需要雇工，日常管理也需要计酬，整体劳动力价值都会体现在生猪的成本中，这使得肉价不得不上升。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农户自养猪是不计劳动报酬的，因此可以盈利。但农民自养散养很难抵御疫病蔓延，尤其是现在的饲料猪，抗病能力极低。而专业养殖目前的雇工比例大约在30头猪左右雇一个人，越大相对雇人越少，但工资报酬年年提高，今年更甚，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非常紧张。比如泸州纳溪区有3个万头猪场，严格实行成本控制，雇工只有30人，但平均工资达到每月2500元，相比家庭养殖也有几十倍之多，这恰恰是养殖集约化的最大瓶颈。

　　调研中发现，目前集约化养猪最大的风险大约如下：一是价格波动风险。很多养殖专业户告诉我，近几年的肉价波动率快赶上股价波动率了，例如前年最低时8元一公斤，现在20元左右一公斤，最担心的不是肉价下跌，而是暴涨。因为暴涨后散户大量恢复养猪，低成本猪大量流入市场，专业养殖必然赔钱。发展集约化养殖需要价格稳定，而影响肉价稳定的因素又太多;二是高附加值猪难以维护品牌，优质猪成本高，但模仿的成本却很低;三是远距离运输成本极高，而超级大户往往必须依赖远距离运输;四是防疫问题。为了减少疫病，必须控制农户养殖发展，这与短期内提升存栏量是矛盾的;五是污染问题。农户养猪有污染，大户养殖污染更大、更集中，完全靠养殖户自身解决，成本太高;六是农村金融欠发达，大户养殖最需要农村金融扶持，但目前能够贷到款的养殖户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养猪保险也难以到位。

　　以上几大风险，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比如，控制价格波动可以靠冷库调节，维护品牌政府更应该介入，防疫本来就有政府的责任，污染必须靠政府财政帮助解决。防范猪肉价格暴涨暴跌，政府应大有可为。

　　中国农业银行大客户部 何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