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表明，我国逾六成家庭存在“啃老”现象。立法禁止“啃老”，是对老年人权益的保护，还是立法的泛化？赞成者认为，当道德不再约束“缺德”时，依法治理就是必然。反对者表示，立法限制“啃老”没有可操作性，啃到什么程度算违法？

　　2011年3月1日，《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

　　然而，仅靠法律法规能否解决社会普遍存在的“啃老”现象，人们看法不一。

　　日前，结婚多年却一直懒在家里与父母同住，并经常与老人发生纠纷的小李夫妻，终于被法院判决限期搬出父母的居所。洛阳市涧西区法院审理认为，李克俭夫妇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儿子、儿媳搬出该房屋。法院遂依法判决这对结婚近10年的小夫妻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搬出父母的房屋。

　　“啃老”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今年73岁的李克俭是河南洛阳市一家工厂的退休工人，妻子没有工作，夫妻俩有一个儿子，李克俭在单位家属院里有一套房子，面积不大。

　　2001年，儿子小李结婚后，儿媳自然也搬了进来。可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儿子已是40岁的人，结婚后却一直没有另立门户。儿子再生儿子，多年来，李克俭一家五口人就居住在这套房子里。在一起生活消耗的水、电等费用，全部由李克俭老人承担。

　　小李夫妻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但水电费等生活开销却依靠李克俭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这让老两口感到难以维持。为此，李克俭多次让儿子、儿媳到外面租房生活，但儿子儿媳总是不理不睬。

　　住房给他们提供，生活费全都“报销”，但还是达不到儿子、儿媳的要求，为此，儿媳经常和李克俭夫妇争吵不断。2009年9月29日，儿媳与李克俭夫妇因接送孩子上学问题再发争执，扭打中，李克俭胳膊多处受伤。李克俭遂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在警方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小李夫妇在2009年10月15日之前搬出这所房子。但事后，小李夫妇拒不执行协议。2009年10月19日凌晨，儿媳又发脾气，竟然一脚把客厅门踹开……李克俭夫妇忍无可忍，一纸诉状将儿子和儿媳告上法庭，请求法院责令儿子、儿媳搬出房屋，另行租房居住。

　　洛阳市涧西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克俭夫妇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有权要求儿子、儿媳搬出该房屋。法院遂依法判决小李夫妇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搬出父母房屋。儿子和儿媳终于被“请”出了家门。

　　李克俭的“房屋”官司只是一个普通的“啃老”案例。

　　还有一个事件在当前很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荒唐的“啃老”事件——

　　2011年7月，河北石家庄电视台《情感密码》栏目曾播出了一期节目“我给儿子当孙子”。当事人是一对身强力壮的夫妻，大学毕业后闲在家里看电视、打电脑，全靠当搬运工的父亲过日子，一日三餐要靠父亲，连儿媳的内衣也要父亲洗。节目引起众多网友热议。可怜的老父亲无依无靠，还得伺候儿子和儿媳，网友们纷纷指责儿子的不孝。也有网友称这都是父亲一味纵容的结果。

　　当前，“啃老族”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六成以上家庭存在“啃老”

　　两年前，卢静从郑州一所专科学校毕业，父母托关系让她进入当地一家私营企业，但干了不长时间，卢静觉得工资太低，也没有发展前途，就辞了这份工作。在随后半年多时间里，她先后换了四五家企业，一直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每月工资就1000多元。如今，她不仅没有一点积蓄，还从父母那里先后拿了近5000元钱。卢静说，自己一直在很努力找工作，但像她这种普通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也就混成这个样，完全自立很难。

　　杨超今年24岁，河南开封人。郑州某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刚毕业时，还能到电脑公司干一阵子，工资1000多元。后来杨超谈了个女友，经济上就常常捉襟见肘。和女友分手后又丢了工作，只好向父母伸手。杨超说，“啃老”有时的确很无奈，但父母的积蓄是他不得不依靠的经济来源。

　　如今，像杨超、卢静这样的年轻人不在少数，“啃老族”正成为一个逐步庞大的群体。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以上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啃老族”中，有些结婚新房靠父母全付或者首付，有些常年在父母家中“蹭吃蹭喝”，有些生下孩子后让父母帮助带，费用全由父母贴补……

　　立法禁止“啃老”是否行得通

　　“啃老族”，给老年父母带来了沉重的生活和精神负担。2011年3月1日，《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这意味着拒绝被“啃”是老年人的权利，老年人有权拒绝被“啃”，当然也有权接受被“啃”。

　　然而，对于此项立法，社会各界却褒贬不一，肯定者有之，反对者更占大多数。

　　肯定者认为，立法是必要的，尤其对于不肯吃苦、不求上进的年轻人。在竞争和工作压力大的时代，年轻人生存虽然不容易，但不能成为“啃老”的借口。他们说，一些年轻人认为自己手中有张“牌”：你不把钱给我，等你老了，那钱还不全是我的？肯定者认为，当民间的道德规范不能再约束那些“缺德”的人们时，依法治理就是必然的了。

　　另一方是反对的声音。反对者认为，立法限制“啃老”没有可操作性，什么叫“独立生活能力”？啃到什么程度算违法？适用什么样的刑罚？这些，法律并没明确界定。现实生活中，大量的“啃老族”恰恰是以“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名义啃老的。父母也往往把为儿女做饭、买房、照看孩子等当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立法表面上看来，是在保障老年人的一些权益，提倡年轻人自立自强的精神，纠正社会的一些不良习气，实则是一种立法泛化。

　　有学者甚至指出，“啃老”涉及到的是一种家庭教育和伦理问题，用法律约束“啃老”，显然有剥离亲情的味道，看似在保护老年人的权益，实则是让单纯的律法来充当道德底线，把伦理亲情推向两难境地。实际上，完全可以通过家庭说服教育和帮助来解决，不需要也不应动用法律工具来调整。事实上子女“啃老”，一方面是子女不孝和不争气的表现，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社会问题。“啃老”的问题根本在于民生，当下的民生压力，逼着许多年轻人必须“啃老”。

　　一些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也表明，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一般人成年之后，都不愿意坐在家中吃闲饭，更不愿意坐在家中“啃老”。造成啃老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大多有一个前提，就是被“啃”的老人大多有比较固定的收入来源，有一定的生活保障，年轻人的生活条件不如老人好。对于被“啃”的许多父母来说，他们都希望子女过得好一点，愿意帮子女分担一些生活负担，过上共同幸福的日子。生活中出现的极端案例，不能代表多数老年人对待子女“啃老”的态度。因此，他们认为，用立法的形式来处理“啃老”问题，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也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

　　解决“啃老”需要多方努力

　　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更涉及到复杂的血缘、情感等的纠葛，所以，纵然发生“啃老”事件，多数情况下，老年人不会通过诉诸法律寻找解决办法。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老年人还会有后顾之忧，自己毕竟有体弱多病的那一天，还有身后事要子女料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一万条法律规定，老年人也不会因此有底气，年轻人也不会因此没了“勇气”。因此，《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正式施行后在社会上产生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静认为，解决老年人被“啃”的问题需要多方努力，要加快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只有在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时候，在老人没有子女照料也能得到国家、社会很好照顾时候，老年人才有可能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刘静同时认为，现实中，消极、恶意的“啃老族”也是少数。更多的“啃老”现象有其背后的成因。就业难、收入不公、公民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现在年轻人收入低，压力大，是有目共睹的事。在一些家庭，年轻人的工资收入不敌退休父母退休金的有许多，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问题。因此要解决‘啃老’问题，一味地去指责年轻人也不公平，还要从社会分配着手，要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所得。当然，对年轻人教育缺失问题也不能忽视，过去一段时间，许多家庭不重视对孩子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致使孩子长成人后不但不追求自立，不以“啃老”为耻，反以为荣，贪图不劳而获、骄奢安逸的生活。对于这部分年轻人，应该加强对其道德和法制的双重教育，帮助他们懂得生活的意义。

　　解决“啃老”难题要靠系统工程

　　啃老虽然发生在个体身上，却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缓解啃老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作努力，需要政策的联动机制。

　　伴随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养老”相伴的“啃老”成了新热词。从最初的“啃吃啃穿”逐步升级为“啃房啃车”。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不仅要分担成年子女的生活成本，还要透支养老金，帮助孩子们买房、购车，有的甚至连孙辈的奶粉、教育费用都要管。有人戏言，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是“养儿啃老”。

　　客观看，我国劳动力资源已经呈相对饱和趋势，总量供大于求，结构性矛盾突出。由于专业设置不合理，人才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失衡，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先在家“啃”父母。

　　此外，啃老也与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养老模式有关。我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沿袭着“反哺”式养老传统，父母与子女很难像西方国家那样分得清清楚楚。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些都让“被啃”的父母和啃老的子女觉得“啃”得当然。而且，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421”的家庭结构使子女无暇顾及对老人的照顾，一些老人反而希望“被啃”，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与子女共同承担生活压力。

　　可以说，啃老是现阶段我国转型时期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缓解啃老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政府、学校、家庭、个人等多方面的协作，需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立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