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的情况下，总数超过2亿、包括新生代民工和城市白领在内的新一代中国青年，由于有强烈的消费欲望，被外媒看作了世界经济的“救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徐海波、袁军宝发自北京、济南、东莞的高埗镇，来自江西农村的25岁农民工金起鹏(化名)刚领到3000多元工资，便换了一个1000多元的手机，他每月需要加班几十个小时才能拿到这些工资，但是金起鹏却毫不吝惜，即便换了新的手机后，除去房租和日常生活后工资所剩无几。

　　“即使不买新手机，我每月的工资也会以其他方式花光，比如唱K上网等，我就是月光族，”金起鹏说，周围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17岁就出来打工的金起鹏辗转多家工厂后，工资才涨到这个水平，没有多少存款也没有结婚的他认为“生活上不能亏待自己”。

　　金起鹏只是1亿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缩影，这一代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80后、90后的年轻人，总人数大约1.4亿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60%多。

　　新一代农民工爱“月光”

　　“尽管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由于其总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从总量上看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和潜在的消费支出。由于这个组别具有更大的消费收入弹性，或者说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给本报作出如上分析。

　　实际上，最近多份调查也显示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的潜在爆发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份涵盖7省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前卫，对高档、时尚商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休闲消费显著增加。调查发现，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份调查称，目前山东省“8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在外平均消费倾向不断提高，寄回带回的收入比例明显下降。“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为5732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6.8%；而上一代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为88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7.3%。”

　　“新生代民工的消费方式确实不一样。”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魏伟新介绍，老一代农民工大多节衣缩食，将节省积攒的血汗钱用于家乡亲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住房、产业等不动产投入，新生代民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自己消费，舍得光顾城里的消费场所，会享用现代生活方式。

　　“新生代民工的大宗消费和时尚品消费升温，他们对丰富提高生活品味的消费(手机、上网、MP3)等专项消费需求日益增加。”魏伟新说。

　　以手机通讯费为例，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历年调查数据，农民工每月用于通讯的费用从2008年的63元增加到2010年的91.54元，增幅达45%，而同期农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20%。不仅手机及相关消费呈现上升势头，其他消费类开支亦如此。2010年农民工每月用于生活日用品(含化妆品)的开支比2006年提高了46%，用于服装和文化娱乐的开支同期提高了43%，这些数据均说明他们消费欲望的增长。

　　魏伟新认为，农民工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消费群体，在有些城市甚至大大超过原居民消费总量，这意味着原来城市的消费将发生从量到质的转变。蔡昉也认为，农民工通过转变为新市民，将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消费巨人，“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他们更具有消费力

　　比新一代农民工更早成长起来的消费群体是都市白领。如今，这个群体依然在蓬勃壮大，并且购买欲望强烈。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0，有时却会去买一个5000多的包包。”25岁的河南女孩杨溢(化名)告诉记者，她喜欢这类的奢侈品，“我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要买一个。”

　　2008年，大学毕业的杨溢来到北京工作，在一家企业站稳脚后，她就成了事实上的“月光族”，“有时我宁愿在其他方面少花点钱，但像包包、化妆品必不可少。”

　　杨溢的男友李江也在企业上班，月收入7000元的他去年花10万块钱买了一辆车，这笔大的开支还是在家庭的支持下完成的，他认为自己买车不是为了面子，更多是为了今后的发展和积累人脉的需要。他给记者亮出一本账单：每月房租1500元，朋友交际餐饮800元，开车油费及停车费800元，电话费300元，在扣除其余杂项开销后，他的月收入也所剩无几。

　　这对月光族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实现着广告的宣传“租别人的房开自己的车”，他们的消费方式正是是中国时下部分青年生活的写照。

　　国内汽车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80后”正在成为汽车消费市场的新生力量。半数左右的中国“90后”、“80后”在30岁之前已买车或计划买车，相比之下，半数的“70后”是在31至35岁间买车或计划买车，“60后”买车的年龄更推迟到41～45岁之前。调查分析指出，“80后”没有“60后”的保守，没有“70后”的固执，他们消费观更超前、接受能力更强。

　　与汽车业一样，奢侈品行业也有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商务部长陈德铭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指出，中国奢侈品进口已位列世界第二，这不仅与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提高有关，80、90后构成的新消费群体对名牌的崇尚也带动了奢侈品的销量。

　　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发布的“官方蓝皮书”证明了这点，该协会中国首席代表欧阳坤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奢侈品消费趋势越来越年轻化，而且这个群体逐渐扩大。“奢侈品已经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时尚符号，就像过年送礼送烟酒一样。”欧阳坤说，不同于国外独立的奢侈品消费方式，中国奢侈品消费往往是家族式的重复式的消费，“有些年轻人不考虑有没有收入，父母的消费力代表着孩子的消费力。”

　　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则认为，多数年轻人比前一代人更会花钱，更会理性地消费，“正是他们的新消费意识才启动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新消费方式的潜力和隐忧

　　包括新生代民工和城市白领在内的新一代中国青年，日益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他们总数超2亿人——几乎是日本总人口的两倍——并且具有强烈的消费冲动。

　　在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外媒的报道称“国际名牌视中国年轻者为救星”、“中国游客成奢侈品行业的救星”。有报道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出口和投资急剧下滑，年轻人的购买力使得中国经济得到了支撑。

　　“从城市白领到新生代民工，他们的消费方式带动经济的发展，年轻人的消费或将影响世界经济。”美国《时代》周刊最近的报道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中国的年轻一代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救星吗？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中国消费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视，“比如奶粉，很多人热衷于购买国外的奶粉，使得远在欧洲的奶粉都因此要实施限购。”他认为，外媒对中国青年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这样他们会受益。

　　不过，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刘勇认为，年轻白领的群体的消费欲望虽高，却不能够有效带动中国消费。由于收入有限，年轻人的消费只体现在特定的领域，如交际、餐饮、服装、时尚等个性消费。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同样认为，中国的消费更多的需要普通消费者的拉动，年轻人会引领消费，但也只是消费的一个方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长期调研中发现，新生代民工结婚后日子会过得精打细算，尤其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会有个突然的心理转换，在对比城市与农村后，他们有的人会回流到农村。

　　他告诉记者，手机、溜冰场、网吧是新生代民工在工厂高强度枯燥劳动下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们追求高端时尚的消费方式不会持续太久。

　　而对于外媒眼里的世界经济“救星”的生活方式，鲁政委有着很深的担忧。他说，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老的花钱多小的花钱也多”。

　　“短期内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对经济确实有暂时的促进作用，但长远来看对经济没有什么作用。我甚至有些担忧，如果没有储蓄，经济的增长潜力是不会有的，中国无法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没有储蓄，无法完成对经济增长的投资，虽然现在消费旺盛，但是没有储蓄的消费和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可能会陷入萧条。”

　　由于收入不足和保障不全，很多中国人花钱时并不那么放心。 法新社

　　年轻消费者并不敢放心花钱

　　无论是白领、农民工，都面临收入和社保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些因素制约了他们的消费观念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徐海波、袁军宝发自北京、济南 24岁的李通刚定完婚，但从沂蒙山区出来已经在外打了七年工。他去过建筑工地、当过保安，现在在青岛平度市的一家服装厂工作，每天早晨七点半上班，下午六点半下班。

　　“每天都如此，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时间，每月工资才2100元。”谈起工资，李通并不满意。

　　尽管有不少外国报刊关注到中国新生的消费群体力量，但这一群体也无法一概而论。不少年轻消费者并不敢放心花钱。

　　没有多余的钱可花

　　像李通一样，目前“80后”甚至是“90后”的农民工陆续替代了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新生力量。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山东所有外出农民工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62.4%。

　　新生代民工对农村、农业的归属感已经日益降低。据有关研究机构的不完全统计，在“80后”农民工中，有60%基本不会做农活，45%不想再回到农村。他们期待着融入城市，但是这却很困难，首先高房价就成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鸿沟。

　　今年4月份，李通在平度市里买了一套72平米的二手房。“四个姐姐，每家给出了一万，家里还有五万元的存款，剩下的四万多全是借的。”李通说，举债凑够了13万多的首付，现在他每月要还1200多元的贷款。

　　面对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他不得不在生活上“精打细算”。“以前没买房子时，还可以和同事出去喝喝酒，甚至去唱歌，但现在还要为以后生孩子做准备，还要攒钱还债，很少敢出去乱消费。”李通说，目前他最大的担忧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生病、养老等等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北京“工友之家”负责人孙恒对李通面临的问题深有同感，过去几年时间，孙恒所在的工友之家一直对各地农民工生存状态进行调查，他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现在新生代民工没有社保医保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是几十人的小作坊还是上万人的大企业，基本情况都是这样。

　　孙恒介绍，由于没有基本的保障，工资不高加上飞涨的物价，一些农民工的工资只能满足基本的生活要求，不敢放心花钱。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媒体的宣传给新生代农民工灌输了更大城市梦，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支付不起让他们在城市扎根实现体面生活的社会成本，“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心理落差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大。”

　　北京上班的白领成丽虽然没有这样的心理落差，她也不用担心农民工遇到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但是，她同样不敢放心花钱。成丽每月工资只有4000多元，这样的收入在北京是中下等，她交完房租再逛几次街基本上就“月光”了。

　　成丽最近一笔大的开支是一台单反相机，因为她迷上户外活动已经很久了，“我觉得相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可以为了它省吃俭用。”她认为，自己还是理性的消费，也不希望为了虚荣而给自己过多的压力。但是，仅仅是正常的生活开支加上偶尔的“奢侈消费”已经让她感到无处不在的压力。

　　有了余钱也不放心花

　　像成丽和李通，高消费意识并不明显，很大程度上他们代表了普通中国居民的消费方式。

　　过去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在不断下降，虽然GDP的复合增长率为16%，但居民消费的复合增长率仅为14%，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34%。而投资占GDP的比重高达50%。

　　资深财经评论员朱大鸣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制度和金融体系把财富从家庭部门转出，去鼓励和最大限度促进投资增长。因为通胀率和利率存在的负利率，导致了储蓄必须积极寻求投资才能获得保值和增殖的机会。

　　事实上，国家也一直想提高消费在GDP中占据的比重，但是，抑制居民消费的那些广为诟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将老百姓面临的状态总结为：“没钱花”、“不敢花”、“不方便花”。

　　余斌说，“中国人的消费越来越少，是因为口袋里没钱，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浙江大学的调查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人均月收入1413.8元，平均小时工资7.5元，较老一代农民工低了近0.5元。山东省的调查同样是“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明显要低。”

　　余斌认为，由于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养老等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使中国人普遍面临着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老百姓有钱也不敢花。“另外，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明显，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但购买意愿不足；低收入群体有购买愿望，但没有支付能力。”

　　在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看来，无论是白领、农民工，还是更多的普通大众，他们的消费都面临收入和社保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这些因素将极大地制约了他们的消费扩张，“如果说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消费很难有所增长，中国虽然有短期的消费促进政策，但这需要长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