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银监会近期印发的《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的补充通知》，民生银行等五家中小型商业银行已申请发行总计138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

　　上述动向当被视作监管机构、商业银行携手破解小微企业贷款难的又一次努力，而在此前，中国针对小微企业施行的优惠还是有很多。如，强制要求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扩大中小型企业服务网点覆盖面，等等。作为阶段性成果，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4.3%，增速比大、中型企业分别高出13.9%和11.7%。

　　不过这类增量改进虽然方向明确，但又因为始终绕开核心制度因而难免事倍功半。道理很简单，即，小微企业贷款难并不仅仅源自政策性的歧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微企业经营状况的高风险性与银行放贷的审慎性原则显著冲突，因此，如果要扭转市场自发选择形成的小微企业贷款难状况，首要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推动金融供需方激励兼容。

　　前述任务放在境外发达市场也是一个艰涩的命题，而中国的特殊之处更在于两点：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仍然以银行信贷为主要融资手段；其二，中国的基准利率法定且贷款利率实际封顶。正是基于这样两项约束条件，中国的小微企业融资尤其难以获得市场自生能力，因此，很多情况下，处在夹板中的金融机构要么左右为难，要么见缝就钻。

　　即以本意良好的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为例，业界普遍担心如何保证专款专用。毕竟，对于中国基本完成商业化改造的银行部门而言，小微企业的信息是分散的、不规范的，规模与之极不相称的商业银行即使没有信贷歧视，但在收益给定的条件下，必定既无意也无力承担过于高昂的交易成本。

　　正是因为始终存在激励不兼容，一个足以引为前车之鉴的教训是，虽然中国账面上的中小企业新增贷款在监管层督促下节节攀升，但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认定标准高至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者年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者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因此，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向上呈报的漂亮数据背后，真实的图景是浙江民间借贷利率甚至摸高至迹近疯狂的180%。

　　现阶段中国解决错综复杂矛盾的重要路径是，重拾当年背水一战之勇气，重视改革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这一点，具体至根治小微企业贷款难而论，首先就要通过渐进式的制度松绑，弥合银行风险收益间的不对称；其次，需要现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真正实行公司化转换，不断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再次，需要培育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如风险投资、私募基金、合作基金等等；最后，对于战略性创新企业的扶助，应在国家财税支持及政策性贷款的筹划内予以解决。葛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