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希腊和意大利先后产生了两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专家型总理——帕帕季莫斯和蒙蒂，两人的临时内阁中也充斥着专家、学者型人物，格外引人注目。人们不由得要问，难道又一个专家治国时代到来了？

　　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出于对科学、技术和专业的尊重，欧美大陆都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型部长、大臣。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演进和时代的发展，专家治国的潮流在近一两个世纪似乎陷于沉寂，一些评论家曾经认为，专家治国是精英治国的变种，在由君主专制到立宪的过程中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但在民选政治时代，部长应更多让选票选出的政治家担任，并由主要由具备专家身份的、公务员系统的副部长、部内成员们弥补民选部长的专业不足。

　　这种新体系固然可以更充分反应基层民意，也具备更好的社会反馈能力和纠错能力，但专业知识的匮乏同时产生了许多副作用：一些政治家出身的部长片面理解“对选民负责”，常常因迁就民粹而忽略科学规律；一些部长因缺乏相关专业知识，不仅在处理相关事务时闹笑话，更难以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应急事件。

　　对于这些弊端，较早推行“政治家治国”的美国，同样是较早采取修正措施的国度。自上世纪60、70年代起，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证监会等专业性强的部门，就常常由具备金融专家、经济学家资格和经验的学者型人才来执掌。在专家治国传统深厚的法国情况同样如此。

　　由专家主掌专业性部门，可以充分发挥本专业的能力，在喧嚣多变的社会舆论和错综复杂的形势格局面前，选择最佳的治理策略，并能在危机猝然发生时，凭借自己的学识和阅历，既快且准地做出应对，将危机消弭于可控状态下，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专家型阁员往往和传统政党、政治家关系平淡，或具备较强的中立色彩，比较不容易受到党争或政治内幕的牵连、影响，可以较公正的立场和形象在政坛立足，既容易为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在政治家普遍不受信任的非常时期，也更易获得公众的认同。

　　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专家型阁员的政治超脱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却也可能因此造成“不接地气”，对社会弊端和基层选民需求了解不透彻，对民间疾苦缺乏感同身受，陷入“坐而论道”的空谈；缺乏政治背景也不纯然是好事，因为这固然能令自己少一份政治羁绊，却也因此使专家型部长成了缺乏自己嫡系团队的“单车刺史”，在实际事务处理中往往难以得力。

　　不仅如此，一些财经背景浓厚的专家型阁员，还往往被怀疑牵扯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如通过“高盛旋转门”进入美国政治高层的几乎每个人，都曾饱受这类传闻的困扰，这些指控一旦坐实，对“专家治国论”的杀伤力固然巨大，即便查无实据，也能制造“邻人窃斧”的负面效应。

　　无论如何，在更高层面上重新重视专业知识，注重让更多专家进入治国领域，是有相当积极和现实意义的新动向，也能给中国人带来有益的启示。但现在就说，世界进入又一个“专家治国时代”，恐还言之过早。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