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于佐治亚州平原领的一个农场主家庭。他有一位在美国海军服役的舅舅戈登。戈登在上世纪初，曾从中国寄给幼年吉米无数明信片，这开启了他对中国的向往。卡特年轻时也担任过海军军官，曾数度随舰访问中国。他对《财经》表示，他不认同“中国威胁论”，因为冷战时期的美苏对峙，与中美竞争截然不同。

　　作为在历史转折关头，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核心人物，卡特细述了当年坚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艰难历程。他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以完全秘密的方式，激烈地“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这两起影响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几乎同步发生，绝非历史的偶然。

　　卡特回首往事称，甚至在当选总统之前，他就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一定会直接影响美国。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

　　与邓小平谈判

　　《财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并不是件“政治正确”的事，你甚至还为此被联邦参议员戈德华特以违宪罪名告上了联邦法院，是什么令你甘冒这样的政治风险？

　　卡特：我年轻时就去过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10月1日也是我的生日（难怪邓小平说我跟中国有不解之缘）。我也看到了美国政界高层内部的努力，乔治·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人试图让美中关系变得更和谐。但当我上任的时候，这一政治运动陷入了停滞，关系止步不前。

　　尼克松总统访华时（1972年）曾宣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并没有明确是哪一个，在美国就默认还是台湾，因此中美关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看到了中国未来一定会直接影响美国，甚至在当选总统前，我就清楚地看到了这点。我出任总统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与中国建交，为此我做了很多准备。

　　我很幸运。我认为有邓小平这样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对美国和中国而言都是万幸。我就职不久，我们就开始谈判。1978年，他和我之间有过非常激烈的“讨价还价”，谈判是通过中间人以完全秘密的方式进行的。最终，在1978年12月15日，我们宣布达成协议。三天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我认为这两个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开放及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我从未怀疑过，美国和中国共同合作，尽力做朋友，对我的国家、对亚洲、对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最佳选择。

　　《财经》：美国有不少人对中国的崛起表示担忧，这是否使你为自己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扮演的角色产生悔意？

　　卡特：不。自从我卸任进入卡特中心，我们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及所做的努力，就是改善中美关系，克服双边分歧，确保中美之间的争执不会严重到使美国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关系交恶。

　　摩擦和龃龉都是必然的。我想说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集中在人权方面。但1981年访华后，我看到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此前，中国人不能经商、不能保障私产安全，也无迁徙自由。中国也缺乏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圣经》不能发行。中国与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但现在与25年或30年前相比，中国在人权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当然美国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还有不少问题。

　　我昨天（在爱默蕾大学）给学生们上课，我认为人权不仅限于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和司法独立，还包括有居住权、生存权、接受教育和享受医保的权利，以及就业的机会。这些权利在我们的国家也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就像言论自由、党际政治协商等一些这样的权利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是一样的。我们有权利和义务互相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干涉彼此的内政。

　　《财经》：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你说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只有一个，我们承认的是一个简单事实。但这个决策远不止是承认一个事实而已。”你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

　　卡特：我的意思是，美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意味着这种新的关系将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产生影响。我当时低估了中国经济在这之后的强劲增长以及中国外交和政治的发展。如今，我所到之处，不管是拉美还是非洲的国家，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参与和影响力年复一年地增长，这是我没料到的。我低估了邓小平当初实施的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效益。

　　《财经》：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军售，与中美此前发表的几个联合公报中的关系正常化精神相抵触。你怎样看待这些观点？你在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时曾表示了不满，回头看历史，你认为这对美中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卡特：我曾公开说过，也在文章中写过，目前的对台军售与我当初代表美国做出的承诺有所违背。我也曾私下与几位总统谈及我的感受。比如，当乔治·布什对台出售F16战机时，我感到这违背了我对邓小平做出的承诺，即我们只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而我对邓的理解是中国政府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我们当时做出的两项承诺。

　　当然，我认为在评估中国是否以和平方式解决关于台湾是否中国一部分的分歧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态度。现在两岸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上超出了我的预期，一些售台武器实质上已经算得上是进攻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