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家、失败者。即便距离2004年那两起跨国大并购已过7年，人们依然不愿给李东生摘下这些负面的标签。

　　而近几年，已从巨亏阴影中重新振作的李东生，面对无数挑剔质疑的目光，仍坚执于当年决策的正确性。

　　“很多商学院把我们的跨国并购作为失败案例来讲，我是不同意的。”说起多年的“窝心事”，李东生语调平和。“前期的损失成为了成本，但我没有倒下。现在给我们的彩电并购成败下结论言之尚早，至少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失败的项目。至于另外一个并购项目手机，那是很成功的。”

　　李特地申明这并非强词夺理。“没有并购汤姆逊，我的彩电业维持不了中国第一的规模，没有这个规模，我也不敢在去年投入200多亿上液晶面板业务；而没有并购阿尔卡特，我的手机业务可能就生存不下去。”

　　你依然可以认为这些“否定式假设”不过是他的“后见之明”，或者说是给自己打气。但，它对于李东生和TCL来讲，现在已不重要。

　　这已经是一家重新走上盈利道路的消费电子企业，是在液晶电视和手机两大领域排名全球第七的中国企业，是在液晶面板领域率先投入巨资、以全产业链挑战日韩巨头的中国企业，也是中国少数几家能够称得上具备全球业务架构的跨国公司。

　　很多人乐于将TCL与联想作比，它们至少有两点可比性：第一，都是国企成功改制的典范，只不过路径截然不同。前者通过“增量奖股”毕其功于一役；而后者则经历了从分红权到股权的漫漫征途。第二个，都在2004年进行了跨国大并购，在当年，都为各自赢来无数鲜花和掌声。虽然后来都经历了亏损、扭亏，但到今天，柳传志已经可以作出“联想的国际化是成功的”结论；而李东生否认跨国并购的“失败”，依然不被公众所认可。

　　同为中国企业界的领袖级人物，李东生少不了在各种场合与柳传志一起“复盘”。李东生认为，联想的跨国并购之所以比TCL更成功，主要在于两点：一个是联想不是一家投的，联合投资减轻了其财务压力，同时国际合作伙伴也弥补了其国际化经验的不足。另一个，是各自所处产业的特点不同。联想所处的PC行业虽然也受到平板电脑甚至手机的冲击，但是基本的技术趋势没有革命性变化，而TCL所处的彩电和手机行业，这几年潮流变化非常快：彩电从模拟向液晶迅速升级，手机则出现了智能化的趋势。TCL对此无论认识还是准备都显得十分不足，调整的压力非常大。

　　当然，对于联想阵容齐整的国际化团队，李东生也颇为羡慕。“相比惠州这样的小地方，北京当然更利于吸引到更为高端的人才。”

　　产业转型的阵痛，也让李东生在人才团队上蒙受不小的损失。在国际化整合中，“彩电团队大部分都流失掉了，手机团队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分析其中因由，李东生指出，主要是彩电业在向液晶转向的过程中，价格变化非常快，越来越像IT业，对供应链转换的速度要求非常高，用原有卖彩电的经验根本适应不了。

　　对李东生来讲，虽然手机人才阵容相对齐整，但要想再现当年全国销量第一的辉煌，难度依然巨大。目前TCL手机业务90%以上依赖海外市场，主要使用阿尔卡特品牌，而且占主导的是非智能的低端手机。在全球前十大智能手机厂商里，还看不到TCL的身影。

　　少年不识愁滋味。1982年，李东生大学毕业进入TCL，3年后，28岁即出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那时候真的是一个小伙子，现在回想最早的创业阶段，总是有一种留恋和温馨的感觉。”

　　39岁，李东生出任TCL集团董事长。刚刚担任集团一把手，便在1997年推动了企业改制，扫清了TCL的体制障碍。在进行国际化并购之前，TCL连续保持了20多年盈利的纪录。短缺经济年代，李东生和他的同事们以其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快速的市场反应力，在磁带、电话机、彩电、手机等领域无往不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业内第一。其个人荣誉也如云而至，1995年入选第五届“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2002年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等等。

　　李东生承认，在其成长期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就是出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当时仅仅干了9个月，就被迫辞职了。“当时年轻气盛，缺乏经验，和外资合作方关系处理得不太好；业绩做的也不行。”李东生回忆。所幸的是，上级依然给了李东生机会，1986年，他被调任惠州市工业发展总公司引进部主任，负责从香港招商引资，暂时脱离了TCL。

　　尽管不认可跨国并购“失败”的外部看法，李东生并不掩饰2005年那一阵的苦闷挣扎，甚至出现“畏惧的心态”。

　　采访中，李东生反复强调能从跨国并购的危机中挺过来主要靠的是咬牙和信念，而这信念又何尝不是来自身边人的呵护呢？“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离我远的人怀疑我、否定我；反而是离我近的人都鼓励我、支持我。”

　　TCL这30年，包括李东生个人，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地方政府都是义无反顾地支持。当年TCL得以成功改制，如果不是时任惠州市副市长的李鸿忠深谋远虑，把法律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也许今天TCL的故事就会是另外一个版本。2005年、2006年TCL因国际并购导致巨亏，一度现金流濒临枯竭，地方政府也没有责怪他，而是问：“你们有困难，有什么能帮上你的？”

　　李东生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与企业关系最重要的是政府和银行。“我这个人亲和力、包容性是比较强。但我不想别人认为李东生就是一个特别会搞关系的人。”他说，“现在政府的执政理念也在进步，管理越来越规范，人家支不支持你，很重要是看你是不是真正在做事情。如果你真的在做事情，有一个良好的信用，表现出很好的责任感，那么当你不小心做错事情，企业遇到很大困难和挫折时，人家会愿意去帮你，不会落井下石。”

　　目前TCL斥巨资打造的8.5代液晶面板项目，外界也有不小的质疑：诸如投资回报周期长、未来产能可能过剩以及产业升级很快等。但李东生同样不认可这是他新的“赌局”的说法。

　　他坚信，如果想在彩电业铸就全球竞争力，进军上游这一步是绕不开的。“当然，它也是符合十二五规划发展新兴战略产业目标的，是政府希望你做的事。”

　　与柳传志一样，李东生身上也有着第一代企业家特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李东生今年54岁，比柳小13岁。说到联想集团刚刚完成的交接班，李并不觉得有压力。

　　“一个是我本人还有精力，另外TCL目前的状态离我的期望还有距离。我有责任把它向上再推一个台阶。”李东生说。“让我安心的是，早年的领导班子我是最年轻的，现在别人都比我小。不用担心没年轻人接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