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涛

　　深圳龙岗区一栋农民房的两室一厅里，47岁的熊师傅和五个老乡住在一起，他们的职业是风钻工。

　　在高速发展建设中的城市，每个建筑工地风钻工都不可或缺——他们的工作是先用风钻在岩石上打眼，再用炸药爆破，在坚硬的岩石上打下直径一米到两三米不等，深达数十米的孔桩，然后在孔桩里浇筑钢筋混凝土给高楼大厦做地基。

　　深圳风钻工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2009年，上百名来自湖南耒阳、张家界的风钻工因长期在工地无防护作业，患上尘肺病，因和建筑工地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维权举步维艰。

　　两年过去，风钻工人的工作现状并未得到改善。2011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师生组成的“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通过到进行风钻作业的五个建筑工地实地调查发现，工地上劳动合同签订仍为零，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状况仍未改善，尘肺病致死的接力棒还在风钻工人之中传递着。

　　农村里的“高薪”职业

　　建筑工地的工作，从来都是老乡带老乡，风钻工也不例外。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3年的十几年时间里，湖南耒阳的农民工基本垄断了这一行业，深圳很多标志性建筑，地王大厦、赛格广场、市民中心等，都是耒阳人用风钻打下的地基。

　　2000年前后，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的风钻工也加入了这一行业。熊师傅说，相比农村种田，在工厂流水线上打工，风钻工属于“高收入”。

　　他给《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风钻工按照钻出的土石方量计算工资，一个技术工一天钻10米，相当于17.6方的土石，一方30元，一天的工资500元左右，除去请小工、杂工的工资，一天能剩300元左右，因为工期有限，一年能做满三分之一的话，一年至少有3万～4万元收入。

　　在家务农的收入与之相比微乎其微，熊师傅家一家四口，每人三四分地，一亩打700斤稻谷，100斤稻谷，最多70斤大米，一季稻谷收入1500元左右，一年两季粗略收入3000元，再加上其他收入一年一个家庭顶多收入5000元。

　　相比之下，风钻工成了农村里的“高薪”职业，即使没有经验，做学徒也相对容易，他们拉着一个又一个亲戚朋友来分享这份“高薪”，希望能一起过上“漂漂亮亮的生活”，“一家四口都出来打工一年也能挣10万，回去买大米吃能买回多少？”熊师傅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湖南耒阳、张家界的风钻工分布在深圳、海南、珠海这些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城市，想实现他们富裕生活的梦想。

　　曾经年轻的他们认为只要出力，就能挣到钱，没想到陷入了“尘肺病”的泥淖，甚至葬送生命。至今，湖南省耒阳市导子乡双喜村已经有十多名风钻工人死亡，平均死亡年龄40岁。尘肺病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笼罩着这个边缘小山村，村子被扣上“寡妇村”的名号。过去十几年，湖南张家界桑植县30多个乡的上千人也先后加入深圳风钻工的行列。

　　“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在2009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留深尘肺工人中30～35岁的占8.2%，35～40岁的占22.4%，40～45岁的占24.5%，45～50岁占30.6%，50～55岁的占10.2%，95.9%都处于法定劳动年龄。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2.4岁，最小28岁，最大57岁，集中分布在30岁到55岁之间；去世的工人年龄分别为28、36、43、43、53，平均死亡年龄为40.6岁。

　　“老板”的口头约定

　　熊师傅说，工地上的工人完全没有职业病防治意识，老板发一个两三块钱的口罩，有的工人带十几天都不换，尘土飞扬的工地，风钻工们一天干下来就成了土人，鼻子嘴巴里全是灰，吐出的口水都是泥巴。在他们看来，年轻身体好，不会有什么问题。

　　有些“爱干净”的、关心自己身体的人，会自己制作防护口罩，一个普通的口罩先垫一层湿纸巾，再垫一层海绵，这样的土办法可以过滤一部分粉尘。

　　湿纸巾需要自己买，有些工人嫌麻烦，熊师傅沾了“爱干净”的光，十年风钻工他被诊断为矽肺一期，“不像其他人那样严重”。

　　对职业病风险的毫不知情，让他们一直毫无保护地工作，直到有人得了尘肺病，生活难以为继，生命垂危。

　　熊师傅说，风钻工是哪个工地有活儿干，就往哪个工地去。从2002年开始，他辗转在中人爆破、宏昆爆破、华西工程爆破、和利爆破、龙城爆破等公司工作，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公司。

　　名曰“工作”，其实是没有劳动合同的临时工。风钻工行业沿袭老乡带老乡的模式，一个风钻工跟“老板”熟，随时打个电话就能带着一群老乡去接活。

　　熊师傅说，这个行业因为是技术工，一般很少拖欠工资，工期不长，一般3~5个月完成任务，工期做完3~5天内全部付清工资。最初合作还会和“老板”签上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和“老板”合作熟络后，一般都是口头约定。

　　风钻工们口中的“老板”不一定是爆破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能从工地上承接项目、有关系有资金的人，他们接下项目后，挂靠在爆破公司，向爆破公司交一定的管理费，组织一批风钻工来作业，项目结束后，负责结算工人工资。熊师傅说，在深圳有一群固定的“老板”，靠着爆破工程发了家。

　　正规的爆破员需要获得相关部门审批的爆破证，每个工地有4～6个爆破员，但一般实施爆破是没有爆破证的风钻工。“我们是技术工，按照操作规则来做一般也不会出问题。”熊师傅说。

　　被雇用的风钻工们是否会得到工伤保险等保障也是看“老板”的人品，“老板关心我们的时候，会给我们买保险，没有买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口头约定，层层转包，风钻工身患尘肺病时却难以确认劳动关系，“老板”和爆破公司推卸责任，从2009年开始，徐新生、徐瑞宝、熊孟文、王贞国、王贞岩等来自湖南耒阳和张家界的102名风钻工被确诊为不同程度的尘肺病，踏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

　　风钻工生存现状难改

　　事实上，2009年深圳风钻工的生存现状就被广泛关注，针对风钻工生存现状，来自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的六名社会学者，通过联名致函相关部门和领导，以及座谈会呼吁“还建筑工人一份劳动合同，给劳动者一份尊严”，但两年过去，深圳风钻工的生存状况并未改善。

　　“北大清华尘肺病调研小组”2011年9月10日至10月18日走访了深圳5个区的16个建筑工地，其中有5个工地正在进行风钻作业。

　　调查结果显示，《劳动法》、《合同法》等在工地依然是一纸空文，在调查的16个工地中，一线建筑工人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为零，所有风钻工人都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和购买社会保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风钻工表示，他曾在深圳市华海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做过爆破员，公司曾发过爆破证，但在他离开华海的时候，公司却强行收回了爆破证。爆破公司担心在工人确诊为尘肺病后，爆破证将成为工人索赔的证据。

　　尽管我国的《劳动合同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其职工购买社会保险，但在接受调查的工人中，却没有人参加过社会保险。建筑业，尤其是风钻、孔桩、爆破等工种，工伤、职业病、工亡高发，工人没有工伤保险，权益处于毫无保障的危险境地。

　　一名从事风钻工作22年的工人对调查人员表示，2009年工人集体维权后，工地上曾经搞过一段时间的湿式作业，但老板觉得成本高、工期慢，只做了半个月就又改回以前的干式作业了。也是在工人集体维权后，爆破公司仅被罚几万元，停业了半个月，就又恢复生产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极低的违法成本和缺位的监督，使得至今仍无法从根本上督促爆破公司改善工作环境。

　　本报记者致函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询问目前深圳的风钻工是否有签订劳动合同、是否有监督和备案相关问题，回复则称，这应该是卫生局和住建局的职权范畴。

　　卢晖临对本报记者表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本就是社会保障局的管理范畴，整个建筑业层层转包的用工方式不改变，监管就非常困难，但监管部门需要承担起责任，如果不进行严格执法，整个建筑市场难以规范。

　　同时，在提高工人的权利意识的基础上，工会也要参与其中，但目前建筑行业的工会要么没有，要么形同虚设。深圳市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他们从未接到关于风钻工维权的投诉。

　　卢晖临强调，要加大爆破公司的违规成本，区区数万元的罚款对于爆破公司来说，根本无法起到惩戒作用，检查的“风头”过后，他们照做不误。

　　卢晖临表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国家应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建立赔偿制度，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唯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赔偿，才有可能解决一个因尘肺病陷入绝境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