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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资本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7日 09:49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投资者报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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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部分源于收入差距悬殊。在中国,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这到底是由于资本剥削比以前更强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唯有厘清此问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讨论资本的本质是不是邪恶的。

  金融危机是前奏

  可以说,金融危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前奏。因为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人失业,尤其是普通百姓,社会受损非常严重。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金融危机?是因为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让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贷款买了大房子,从而为危机的到来埋下种子?还是因为美国国会议员强行要求“两房”降低各地贷款标准,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住房?梳理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从林肯到克林顿,美国历届总统一直都把低收入人群作为重要的拉票对象,尽力争取他们的支持。2008年时,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曾指责,是按揭贷款公司宣称头两年不需要支付任何利息,用首付利息为零的方式吸引更多家庭去买房,结果引发金融危机。但2009年年初,奥巴马又推出救市计划,对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提供优惠:如果你还没有买到房子,那么,你不需要有任何首付就可以借到20万元左右的按揭贷款,而且联邦政府补贴5000~8000美元。如果说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是源于门槛过低的放贷,那么奥巴马的救市计划就是使这种门槛进一步降低。在美国,很多强奸犯在面对刑事诉讼时会辩称,是因为女孩穿得太少、太有诱惑力,令其控制不住,责任应该在女孩而不在自己。现在人们对华尔街的态度也与此类似。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到底该指责金融机构在2008年之前把房地产泡沫推得越来越高,还是更应该指责那些明知没有还款能力但还大量贷款的个人?媒体、学界,包括政府间的讨论,基本上没有指责过那些不负责任地借贷的个人和家庭。显然,当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把房地产市场的偿还周期拉长,不负责任的放贷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些个人和家庭是无法偿还的。奥巴马的救市方案为今天的国债危机、财政支付危机都埋下了伏笔。

  不同经济体的问题

  到底在2008年之前谁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一轮金融危机是财政危机还是债务危机?这些危机是国家造成的,还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借贷造成的?这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美国、欧洲、日本等各国政府都曾为“刺激”经济而扩大赤字规模,放大国债比例。但在希腊、意大利、美国等国家,人们却把国债危机归罪于华尔街。如果把我们中国、美国和欧盟看成三个整体,这三大经济体面对的挑战与过去几十年各国财政税收的状况已经有了很大差异。1995年,中国政府预算内收入占GDP的11%,去年上升到21.5%;相比之下,美国联邦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约为17%~18%,2011年下降到了15%。如果美国跟中国的税负水平一样,那么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会比较高。美国企业税率从1950年到现在的变化非常小,仅相当于4%。但从1995年到现在,欧元区很多国家的整体税负水平平均占GDP的41%。现在,西欧国家普遍面临“三高”的挑战:高国债、高税收、高财政赤字。美国是“两高一低”:高国债、高财政赤字,低税收水平,今年美国联邦债务和各项税收加在一起大概只有GDP的24%,比欧洲低差不多一半。所以,对于美国来说,财政赤字和危机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时也没有2008年~2009年扩大支出的举措,美国的财政赤字绝对比现在低。如果美国的共和党和美国的老百姓愿意多交税的话,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问题马上就能解决。对欧洲来说,因为有“三高”问题,税收已经占了GDP的41%,所以再加税就很困难。当然欧洲是征税容易,花钱更容易;美国政府是花钱容易,但是征税很难;中国的情况则是征税不受控,花钱也不受控(这对政府部门来说是最美好的事情)。基于上述判断,我认为,市场短期的悲观预期导致价格猛跌,但这不是源于“华尔街”,而是源于整个社会和政府,也就是说“华尔街”的星星之火原本并未“燎原”,只有在社会和政治监管等方方面面的条件都具备以后,华尔街的“星星之火才可能燎原”。之所以这次金融危机衍生出的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发酵,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不只是来自于华尔街,仅仅靠华尔街是不可能酿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华尔街不过是把社会更深层的问题表现出来而已。

  马化腾与农民的差别

  现在我们再看看新兴产业、传统农业和工业,究竟有哪些本质差别?腾讯的发展是很典型的案例。2009年,腾讯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马化腾以239亿元的财富成为中国首富。到2011年年初,他的财富增长到400~600亿元。从1998年他创办公司到2011年公司市值将近4000亿港元,期间腾讯的股价经历过巨大的波动。以2004年的收盘价格做起点,到2011年6月的6年时间里,腾讯市值增长了50多倍。腾讯2010年的收入大概是196亿元人民币,利润是81亿元人民币,公司雇用一万名员工,大约人均创收196万元。对比中国农业,2009年中国农业总产值是3.55万亿元,如果按照3.55亿劳动力来算的话,2009年的农民人均收入大概是一万元。粗略估算就可以看出,腾讯和农业产业的人均产值差别竟然多达196万元,腾讯人均创收是农民一年创收的196倍!经济学中用“Y=f(L.C.R)”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活动的产出与投入间的关系。由此公式可以看出,在新兴产业和农业间的产出和投入存在本质差别。农业的产出跟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投入是一种线性关系,这决定了农民增收要靠增加务农。如果一亩地的产出是100公斤粮食,一年种下来要消耗50小时,那么为了产出1000公斤粮食就要种10亩地,并用500个小时的时间。相比之下,腾讯的产出跟投入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非线性的,甚至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开发一个软件,不管是销售1万份还是100份,腾讯并没有增加额外的成本。新兴产业的这种模式现在越来越普遍。比如微软的系统软件一旦开发好了,成本投入进去,卖1万份和卖10亿份的边际成本的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那么,投资者的产出跟投入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是更接近农业产业的线性关系,还是更接近腾讯的非线性关系,还是根本就没有关系?我认为主要是接近线性关系。

  现代经济的特征

  比较更多的现代行业与传统行业公司股价不难发现,美国投资者给出的股票定价有所差别,这体现出投资者也承认传统行业和制造业的产出与投入之间,是非常接近于线性关系。以星巴克咖啡为例。每杯咖啡的原材料和成本不到2元钱,但星巴克标价18元到20元,看起来每杯利润很高。但如果换个角度来计算,每家星巴克的店内只有两三个收银员,每一个收银台每服务一个顾客大概要花3到4分钟的时间,一天24小时除以3到4分钟的话,每一个星巴克的咖啡店,一年最多可以服务的顾客数量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时间对星巴克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星巴克的产出跟投入之间具有较明显的线性关系。我认为,产出和投入之间的关系是线性还是非线性,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区分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标准。资产管理公司的销售跟成本投入之间基本上是非线性的关系。在华尔街有很多这样的公司,他们从高管到普通员工的收入,都比制造业的员工高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创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他现在管理的资产大概是30亿美元,员工总数大概400个。还有一个Caxton Associates公司,管理资产是80亿美元,员工300人。还有一个Bridegwater Associatcs公司,管理资产1250亿美元,员工是1200人,平均一个人管理一亿美元左右。波音公司员工数量是16万人,公司的价值是500亿元,Bridegwater Associatcs公司的1200名员工管理的却是1250亿元的资产。也就是说,波音公司的产出和投入的关系,比起华尔街的资产管理公司来说更靠近线性的关系。我们的确可以依靠转移支付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同时接受和理解,很多现代产业的产出跟投入的关系,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传统的行业性质。由经济活动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的差距非常大,但这种差距却跟制度没有太大关系,而更多地是与现代经济特征有关系。再举一个例子。一场篮球比赛只有一个小时,为练习打球而付出的时间、体力、甚至是出汗的总量,每一个打球的人都没有太多的差别,可为什么姚明比赛一场就能够赚到25万美元?主要原因是他的球赛的受众范围与其他球员相比差异很大,不只有美国观众,更有几亿中国人,这就有可能为赞助商创造的价值带来巨大改变。这对有能力带来收入的机会所产生的影响,和没有能力带来收入的人群也都产生了巨大改变,而这种变化跟资本的邪恶不邪恶没有太大的关系。

  资本市场使财富放大

  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现在的财富和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资本市场使得未来财富变现越来越容易。为什么马化腾能够做到那么多市值?如果没有一个市场把未来无限的收入预期进行定价的话,那么马化腾拥有的14%股权能给他带来多少财富?我大概算了一下,2004年到2010年,如果过去的利润是14%,累计求和计算下来,马化腾的财富大概只有27亿元。如果腾讯没有在香港上市融资,那么过去这些年腾讯的利润增长很可能没有这么快。14%的股权持有6~7年,乘以每年的利润,马化腾有27亿元。如果没有对资本收入的贴现,只是过去收入的累计,是不能反映未来的。在过去,财富更多的是个体收入的累积,有了资本市场以后,马化腾的400~600亿元的个人财富就不只是他个人收入的累积,更多反映的是腾讯未来收入的贴现值。这就是有了资本市场以后,人们在对未来定价、贴现等方面拥有了更多工具,使得财富发生了根本的转型,正是这种转型导致了今天资本的巨额增长。总的来讲,现代经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生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产出和投入变成了非线性的关系,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和其他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确实会带来一些挑战,但这跟意识形态、资本剥削、资本邪恶不邪恶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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