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恩桢

　　这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近读新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其中的《资本论》一书记述当年欧洲市场假冒伪劣特别是食品掺假情况，令人感触颇深。

　　书中写道：“面包掺假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在伦敦尤为厉害”“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

　　《资本论》还引用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的文章，进一步展示欧洲食物掺假的“盛况”：在被其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有10、20甚至30种掺假方法的商品并不稀罕，如“糖有6种掺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面包有20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 。

　　马克思生活时期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初、中期，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在不少地方没有完全结束，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仍是资本剥削劳动的主要手段。“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歪理在天际回响，大量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食品掺假汹涌而出。

　　尽管时隔一个半世纪，但今天的中国也面临相似的挑战。一般认为，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与此同时，急于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并求得发展的一部分企业，成为制造和提供假冒伪劣商品的主要基地。上世纪80年代，浙江温州、福建晋江曾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温州、晋江等地以此为鉴，通过“精技术、严管理”一跃成为中国品牌产品的重要基地，一洗前耻。不过，一批小企业，特别是刚刚走上经商之道的经济主体，面对市场经济耀眼之光，难免伸出贪婪之手，打起假冒伪劣的主意。

　　19世纪中期的英国，由于食品掺假泛滥成灾，于1855年在下议院成立“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并在1860年颁布“防止饮食品掺假法”。根据马克思的评述，这只能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专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论者，是极端宽容的。“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也坦白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是假货贸易。

　　在当年的英国，相关法律只是一个无效的法律，因为法律的执行者没能脱离制假的利益圈，但今天的中国就大不一样，在本质上我们的政府与法律、法律制定者与执行者都站在人民利益的一边，对掺假者有理由依法办事，积极发挥法律的规范和震慑作用。

　　制定防止食品掺假的严厉法律极其重要，但绝不能到此为止。法律只能对付那些利欲熏心的主动掺假者，可现实中确实还存在一种被动掺假的情况。比如，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江河土地中的化学污染，使食物掺假中增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许多食物原料，如果已带上环境污染的因子，客观来说那通常是多年累积而非个别企业的责任了。这种常年累积起来的环境生态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必须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系统对待，强化处理。

　　此外，防止食品掺假，还需提倡生产者的诚信。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在这一机制中，绝无“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生存空间。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经济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