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23日报道】题：城市化的代价(记者沈泽玮)

　　华人新年快到了，到我家帮忙的保洁大姐问我，春节回不回新加坡去，我说当然回家，这可是华人最大的节日。

　　大姐的户口在湖北农村，她说不想回家，因为每次回去都得买这买那做人情，要花上几千块人民币，还会和小姑子怄气，给自己带来一身晦气。

　　我称她“大姐”，其实她只大我两岁，我们年龄相仿，但人生经历相差很大。

　　大姐在农村长大，从小只能穿哥哥穿坏的旧鞋子，17岁才穿上人生第一双真正属于自己的鞋。还好，爸爸疼她，让她有机会念到小学二年级，认识些字，但不会写，能看懂手机短信，却无法回复。

　　大姐很早就嫁人了，生了两个小孩后，约10年前和老公一块到北京打工，但老公不幸于五年前病逝，她得一人在北京赚钱供两个儿子在湖北上学。

　　每次接触到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农民工进城的课题时，总想起这位大姐，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中国30年来发展全景的某一角。

　　从农村到城市，从生活贫穷到还过得去，从第一产业务农到第三产业做保洁，大姐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属性不断改变。我好奇的是：到底是现在的生活好，还是30年前好？到底是在北京生活好，还是回老家好？到底是城市好，还是农村好？

　　答案可浓缩成：经济上变好了，但幸福感减少了。

　　中国改革开放带动农民工进城，确实让他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大姐的第一双鞋子就是在中国开放之后的第七个年头买的。她说，农村太穷了，没剩多少田地可耕种，她现在在城市能多赚点钱，经济上自主却也拮据，得为孩子的学费操心。城市的空气和水质不如乡村老家好，长期和孩子分开也让她感到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