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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经典》:接班到底接个什么

发布时间:2012年01月05日 10:41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全球商业经典》杂志 | 手机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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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商业经典》:接班到底接个什么

  文/李国卿

  刚刚过去的入世十年,中国发生的最显著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钱多了。在国家层面,是GDP的全球排名;表现在民间,则是一个阶层的涌现。

  一直以来都有人忙着论证今天风头正健的民营企业家与上个世纪一度领风气之先后又戛然止息的民族企业家之间精神上的传承关系,但对这些新富人来说,比这个跨越一百年的学术问题更现实的困扰其实是— 下一个十年,谁来接他们自己的班?

  去年上半年杂志筹备改版的时候,我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拜访宁向东教授,向他了解当时最关心的研究课题。当时宁向东重点谈到了对江浙企业家接班与财产继承问题的兴趣,并特别提到这是受台湾王永庆家族遗产纷争案的启发。半年过去,我们看到他开始撰文论述这一问题,其中说道:“中国企业在未来20年,将进入到一个交班高峰,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做到顺利交班,其实还没有准备好。有些人虽然嘴上说了‘要再过几年退休’,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说说而已。中国企业的创始人都应该明白:自己不可能永生,必须要适时地为谢幕做准备。”这最后一句话似乎超出了商学院的话语权范围,只有用形势的相当紧迫才能合理解释。

  本期选题的第一部分,我们在采集和分析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呈现了几个典型案例—但这与其说是提供解决方案,倒不如说首先揭示了当前企业家代际传承的紧迫形势及其过程的纠结复杂。

  以往经验都说,富一代与富二代的传承,远不如富二代向富三代乃至更远代际的传承更为顺畅,这主要是由最初两代人之间成长环境的差异所导致的。这种差异用简单的一组成语来表述,就是艰苦创业与坐享其成。创业者最初大多有“饥饿驱动”的成分,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们的儿子则是衔着金钥匙或金勺子出生,一切现成,却难免有人生虚无之感。所以这两代人的心思最难沟通。如果能挺过去,延续几代之后,“家规”“家法”成型,事儿反倒好办了。

  这多少能反映现实的一些状况,只是线条有点儿粗,具体的接班过程总是更为细腻,也要光怪得多。一次和一位做管理咨询的朋友聊这个话题,她说光是用来接班的儿子,就有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不同情况;还有些人怕儿子不成器,纷纷打起女婿的主意——后者可以挑、可以换,“遂令天下富豪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但这些还不是最复杂的情况,更复杂的是: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接班是两代人或者干脆说两个人之间的事,但当这件事一开始你就会发现还有相当有力的“第三者”存在—如果你无视公司员工尤其是中坚、元老阶层的微妙心态,难免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挫败。

  上个世纪公私合营之后,实业大亨刘鸿生对新政策表示完全拥护,只有一件事想不通:“他们硬要让我承认是工人养活了我们,为什么就不是我们养活了工人,没有我们的许多工矿企业,工人们哪里会有饭吃?”这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如果放到接班这个话题下重新思考,也应该属于前提式判断:公司到底是谁的?所谓接班,谁来接?接的到底是什么?哲学问题就是这样,说起来越像笑话,做起来就越让你头疼。

  在1月份出版的新书里,冯仑也谈到了接班这个话题。他首先豁达地表了个态,说从国际惯例来看,中国很快也会征遗产税。而这项法律就其功能设计而言,就是几代后私产归零,全部转到公众帐户—我必须说,这种算法符合数学,但不符合经济学—不过这至少可以显示出他的思考在刘鸿生的基础上走得更远了。冯仑思考的成果是,传承其实有四个维度:财产的传承、人的传承、体制制度的传承和精神价值观的传承。“究竟要传承什么?这个属于价值观和体制的范畴。就像美国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承内容截然不同,封建社会只传承给人,结果老出事;华盛顿就传价值观,至于总统是什么人无所谓,结果这个价值观一直传到现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又不如授人以制度和价值观。传道授业,道在业先。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傅国涌近年一直提倡重拾民国“大商人”的价值传统。也正是他,一直坚信今天的民营企业家是一度中断的民族企业家曾经深深埋藏的“种子”的重新发芽。去年10月下旬在阿拉善的一次演讲中,他引用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一书中的论述来说明这种“基因关联”:“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而‘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与西方17世纪企业家不同,中国企业家阶层起步时,就怀抱着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愿望。从张謇开始,这个阶层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救国、报国开始的。1979年中国再次开放民间办厂,出发点也是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改变国家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正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调整让企业家阶层再度回到我们的视野。”

  不过也有观察指出,过去民族企业家确立合法性靠的是“实业救国”,而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崛起却是以“个性解放”作为时代背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表述,但同一个阶层的自我认知与救赎却一定是气同枝连的。

  学者们注重论证的严密,但现实可能还是如尼采所说:“评价即是创造。”你生为某种人并不重要,你想成为哪种人,你做成就是了。

  这是更大的接班。

  只是这个100年的班,还是要从今后10年的交班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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