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校场年画 《湖丝厂放工抢亲图》

　　作者 陆斯嘉

　　作为中国年画最后的辉煌，目前对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保护显得很尴尬。不仅年画存世量十分稀少(仅千幅左右)，更使人感到迫切的是，上海至今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从业人员的传承谱系，自民国开始衰落的上海年画，如今想找到一位传承人可谓天方夜谭了。

　　“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年画已经开始消失，而且它就是在上海消失的。”提起年画，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曾如是说。

　　上海的年画以小校场年画最为知名。19世纪60年代，不少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躲避战乱纷纷落户上海，在城南小校场经营年画，形成小校场“年画街”。

　　在我国先后分两次公布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共收录有518项非物质遗产，其中木版年画有12项，共12个编号，即一个产地一个编号。我国邮政部门从2003年开始发行“中国木版年画系列邮票”，截至2011年，已经连续9年发行了9套36枚，同时还发行了小全张7枚，小版式8枚，绢质小版张4枚。这两项计划(目录)中都没有上海小校场年画，甚至连后续名单都排不上。

　　“这不能责怪别人，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小校场年画都没有进行很好的整理研究。在小校场年画于沪上诞生的大约一个半世纪以来，上海本土在2010年前竟然尚未举办过一次小校场年画专题展览，也从未出版过一本这样的专题画册，以致即使在专业圈中不知年画产地还有上海的也大有人在。去年出版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可以说是一项弥补缺憾的文化工程。”该画卷主编、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对《艺术评论》记者说。

　　中国年画产地众多，素有“四大”(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杨家埠、河北武强)和“四小”(四川绵竹、河南朱仙镇、陕西凤翔、广东佛山)之分。在民间藏家中，个人藏有几百上千幅杨柳青年画不在少数，但藏有几十幅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屈指可数。张伟估计，上海小校场年画的全部存世量也就1000幅左右，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各产地中存世量最少的。

　　现存的小校场年画绝大多数于1890年至1910年间印刷发行，这是小校场年画发展最迅速的时段，也是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史上最后一个繁荣阶段。

　　作为中国年画最后的辉煌，目前对小校场年画的研究、保护显得很尴尬。不仅年画存世量十分稀少，本地也没有研究专著，散篇的研究论文寥寥十余篇。更使人感到迫切的是，在对全国年画普查的工作中，各地已不同程度挖掘出年画传承人，如天津杨柳青年画传承人王学勤、山东杨家埠年画传承人杨洛书、苏州桃花坞年画传承人房志达等，但上海至今拿不出一份关于小校场年画店庄和从业人员的传承谱系，自民国开始衰落的上海年画，如今想找到一位传承人可谓天方夜谭了。

　　从桃花坞到上海

　　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上海小校场卷》，张伟阐述了小校场年画的由来和艺术风格。

　　他告诉《艺术评论》记者，明清时期，苏州是当时的版刻重镇，清雍、乾年间，苏州年画达到繁华顶峰。

　　当时山塘一带以手绘年画著称，而桃花坞所产则以版刻为精，桃花坞年画也因此有“姑苏版”之称，不但影响到扬州、南通、上海、芜湖等周边地区的画铺作坊，一些畅销年画常被翻版复印，摹刻仿制，甚至连日本的浮世绘也受到深刻影响。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攻袭苏州，与清军爆发激烈的战斗，苏州城焚毁严重，年画铺的版片也被付之一炬，桃花坞年画遭到毁灭性打击，从顶峰跌下深渊，从此再未能重现繁荣之景。

　　张伟说，上海的小校场年画正是发轫于苏州桃花坞，所谓此起彼伏。据文献记载，上海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清嘉庆年间已开始有年画生产，当时沪南城隍庙一带因庙会聚成街市，汇集起不少制作和销售纸锭、香烛等民俗用品的店铺，同时也有一些画商在此代销外埠年画，但只是零星点缀，并不成气候。

　　有文献证明，最早一位来沪经营的桃花坞画商是清道光年间在小校场设摊的，名叫项燿，曾开过一家飞云阁的画店经销自己出品的年画。1860年太平军东进攻陷苏州后，不少桃花坞年画业主和民间艺人为避战乱纷纷来沪，落户城南小校场，有的开店重操旧业，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画店庄。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为清末上海年画的蓬勃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小校场因邻近城隍庙，以庙会而兴起市场，逐渐成为繁荣的商业区。据研究，当时上海小校场一带经营年画的店铺工场有几十家之多，小校场遂有“年画街”之称，小校场年画也因此成为上海年画的代名词。在今天尚存世的一些小校场年画中，还能找到不少当年经销年画的商家名号，如芳记、源兴号、爱莲堂、福斋画店、韩青华斋等，其中以飞影阁、吴文艺、沈文雅、赵一大、筠香阁等年画庄最负盛名。

　　小校场的年画店铺除由民间艺人生产传统题材的年画外，还聘请上海地区的文人画家如周慕桥、何吟梅、张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参与年画创作，生产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场风俗为题材的作品，并及时反映新闻事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小校场风格”。这些年画多取材百姓普遍关心的事物景观，充满生活气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受到广泛欢迎。

　　张伟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上海小校场年画不仅满足本地市场需求，而且向外批发，在当年的小校场年画上就有这方面的证据：在一幅署名“嵩山道人”绘于“光绪甲午年”(1894年)的《刘军门镇守台湾，黑旗兵四海闻名》年画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洋新北门内小校场南筠香斋批发”的字样。上海在晚清期间成为继桃花坞之后江南一带最大的年画生产基地和贸易市场。

　　小校场年画的艺术风格

　　张伟称，上海小校场的年画，除了部分传统题材的作品以外，其他较有特色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时装仕女画。时装仕女画的走俏，这可能与上海商业经济的繁荣发达，肖像画的需求比较旺盛有关，当时也的确涌现了一大批以擅长人物画而驰名画坛的高手，如费丹旭、改琦、任伯年、钱慧安等等。而以表现新闻时事、社会风情见长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等，人物形象的描绘更是考验一个画家水准的关键，吴友如、周慕桥、田子琳等都是这方面的行家，出手既快又准，令人赞叹。

　　另一类是反映洋场生活，表现时代变化的作品，这类作品明显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其一是以表现租界新事、新物、新景为内容的作品，如《寓沪西绅商点灯庆太平》、《海上第一名园》、《新出夷场十景》、《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等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人们对于当时物质文化生活急剧变化的敏感，展现了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风貌，年画也因此成为人们了解西风东渐的一个窗口。其二是反映时事，提倡爱国的年画，如《刘军克复宣泰大获全胜图》、《各国钦差会同李傅相议和图》、《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国民汉兴三军司令》等等。这些作品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都市新兴的奇观胜景，体现了当时市民阶层对时事的关注和评价。这些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表现社会新闻的年画，是其他美术种类中鲜见的，可谓一大创举，堪称年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时的年画商既紧追时代潮流，又以最大限度赚取商业利润为主旨，尽可能地减少商业成本。如有一幅《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的年画，系上海小校场沈文雅年画铺为庆祝1893年上海开埠通商50周年而刻版刊印。该画人物众多，场景繁复，画面构图巧妙合理，层次分明，生动地展现了上海商界欢庆游行的场面。画面上，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寓沪西人的消防队，当时，在盛大的庆典中消防队往往应邀进行水龙演练以增加喜庆气氛。其后一人手擎“令”字大旗，威风凛凛；随后有锦牌、锣鼓开道，花轿、花灯、舞龙、舞狮等节目夹杂在队伍之中，而全套行头的戏班则紧跟在队伍后面。马路上到处张灯结彩，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市民，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就是这样一幅有着鲜明时代和地域特色的作品，在十余年后又被年画商们翻出来，巧妙地移用来表现当时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响应革命。12月28日(农历十一月初九)，独立的17个省份各派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二天，大会投票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凭借其崇高的威望以16票(各省1票)当选。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上海工商各界也为之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小校场的年画商们也闻风而动，敏锐地捕捉这一时机，做了一笔“移花接木”的生意。他们将画面上“中外通商共庆大放花灯图”11个字剜掉，在同一位置巧妙地嵌上“上海通商庆贺总统万岁”10字，并将游行队伍中的“令”字旗移换成“汉”字旗(上海历史博物馆藏有此画的木版，上面剜刻的痕迹非常清晰)，这样，一幅反映辛亥革命的时事年画就诞生了。这充分表现了当时年画商紧跟时代的敏锐意识，也反映了他们聪明，善做生意的经商本领。这幅年画蒙蔽了很多人，在当时广受欢迎，并被后人视为珍贵文物。

　　张伟特别提到了一类“市井各业”的年画，这类作品再现了修马桶、炒糖炒栗子、卖成衣、卖水、修电灯、接电话线、拉人力车等上海滩新、老行业混杂交融的风貌。在《新出夷场十景》等年画中，能发现不少当时市民生活的特定场景和语言，这对考察清末民初时期民俗及语言的流变是十分珍贵的形象资料。如在一幅《新刻希(稀)奇一笑图》的年画上，刻有“腌鲤鱼放生——死活勿得知”、“猢里(狸)精吃糖饼——怪甜”、“屁古(股)浪戴眼镜——屯光”、“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等几十条歇后语，这完全是来自沪上底层老百姓的语言，非常生动。还有一幅题为《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的年画，画中人物两旁的文字夹杂着当时流行的沪方言，并十分典型地描绘了晚清社会十种惧妻行为，有别于人们对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固有印象，属民俗学的第一手资料，其文献价值不容置疑。此外，《打连(莲)箱(厢)》、《荡湖船》等几幅年画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清末江南地区民间戏曲活动的某些细节，甚至还有大段唱词，对研究上海地方戏曲的历史渊源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张伟告诉《艺术评论》记者，与北方年画开面较大不同的是，现在所看到的小校场年画基本都是三裁(约30厘米×50厘米)或四裁(约20厘米×40厘米)的尺寸作品，几乎没有大宫笺(约90厘米×150厘米)尺寸的作品存世。这应该与上海地价昂贵，住宅普遍窄小，不适应大尺寸年画有关(因年画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中、低经济程度的市民阶层)。这也可作为年画在城市化进程中适应环境、自我瘦身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