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资料图

　　新年来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应减少对国外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应加强内部评级的研究，更多“作出自己的判断、避免盲目跟风”。

　　周小川以少有的批评口吻称，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垄断性较强，前瞻性不足。“一旦某公司出现问题，就大幅调低其评级，在问题发生之前，没有前瞻性的判断，放大了评估对象的好坏，加重了事态的发展”。这种“顺周期”操作，导致形势好时“捧到天上”，形势坏时“落井下石”，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

　　周小川的言论被业界评价为：“央行行长炮轰三大评级机构”，伴随而来的是一场关于评级机构标准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已经进行了多轮。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

　　2009年G20会议前，周小川曾公开撰文，批评美元对国际货币的垄断。这一次“炮轰”，则是在三大评级机构对欧洲债务危机推波助澜之际做出的。分析人士认为，这既可以看成是中国金融界高层对欧洲危机的某种策应，也可看做是中国借势对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发出的严正批评。

　　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3年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欧债危机加剧，舆论普遍认为标普、穆迪和惠誉这3家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2011年年底，从希腊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到欧元区宏观金融政策，评级机构连续发出了“降级”和“看空”的负面评价，这引发欧元区问题国家的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甚至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市场人士则称，这又一次帮助国际对冲基金完成了做空欧元以牟取暴利的投机行动。

　　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的局面下，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有点像“傻瓜相机”，因为金融衍生品泛滥、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很少有投资者能真正把握潜在的投资风险，而“三大”机构用简约化的分级，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各类产品的定价。同时，“三大”对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则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融资能力。

　　有人戏称，一直以来，“三大”评级机构是“靠一张嘴吃饭的”，他们“说什么是什么”，市场总是“闻声而动”，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他们反而屡遭“口水战”反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微博)说，“谁能够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的价格水平，谁就站到了整个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权力之巅。”

　　但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人们认识到，这种“神圣权力”显然被滥用了。他们发现，掌握话语权和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并不是金融市场被动的旁观者，相反，它们是次级贷款的垃圾债券的推动者和利润丰厚的大赢家。

　　据调查，金融危机爆发前，一份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评级费用是每次3万~5万美元。穆迪公司在此类垃圾债券项目上的收入，从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至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准普尔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评级。

　　向松祚称，三大评级机构制造和推销有毒资产，不过是一种现代金融魔术。

　　去年12月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欧盟各方对“三大”评级机构也是“骂声”四起。葡萄牙总理科埃略指责说，穆迪的降级如同向别人肚子上“猛击一拳”。欧盟委员会主席巴洛佐称，穆迪降级的时机选择和调降幅度，具有明显的“反欧洲”倾向。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则称，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是“寡头垄断”。

　　据称，顺应欧元区稳定的需要，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计划组建一个由25家企业参与的集团，每家企业出资1000万欧元，建立一个欧洲信用评级机构，以抗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应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发展

　　事实上，在2010年6月，中国就有一批专家学者组成了“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他们在研究报告中称，美国评级机构严重威胁中国金融主权安全，美国评级模式及由其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潜藏着巨大风险，中国必须构建有自身特色的评级体系，并推动本土评级机构主导国内评级市场。

　　周小川最近发表的观点，正是对上述报告主旨的重申。他指出，就当前的形势而言，未来要清理各种依靠外部评级的监管评价和规定。信用评级需要有前瞻性，中国需要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甚至是支持他们发展成为国际型评估机构。

　　鉴于国际评级市场主要由美国机构垄断的实际情况，他建议，今后中国可采取“双评级”模式，在判断经济形势时，既参考国外评级机构的信息，也注重国内评级机构的建议。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是一家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该公司董事长关建中认为，问题的根本是，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站在债务人的立场”，利用评级“话语权”，设立有利于债务人的评级标准，完全不顾债务国家的实际偿债能力，给予这类国家高信用等级，掩盖其信用风险。这不但侵蚀了债权国的利益，也使发达债务经济体耗尽了信用能力，成为危机深化的根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认为，金融危机爆发本身就意味着，“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他研究发现，三大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总是“另眼相看”，比如中国2004年以前一直被标为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迫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压力，标准普尔到2008年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提升到A+。

　　他表示，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直接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负债累累的美国长期坐拥AAA等级，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本应是中国等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关建中则认为，美国主导的现行评级体系直接影响中国的崛起。中央制定的“走出去”国家战略在现行国际评级体系框架下难以实施。“走出去”境外投融资决策所需要的风险信息，完全被美国机构所垄断，使中国不断面临投资风险。

　　他呼吁，中国应力促建立一个专门的国际评级监管机构，可以称作 “国际信用评级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当由各国的评级监管部门组成。这将有助于打破国际评级市场完全由美国一国机构垄断的不合理格局。

　　“口水战”背后是评级机构的标准之争

　　从短期看，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批评不一定能轻易撼动其市场地位，就像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美元的“口水战”，暂时并没有改变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一样。这不公正，但改变它需要时间。

　　复旦大学证券研究所王尧基指出，中国金融机构对于信用评级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兼听则明”，即在参考国外权威信用评级机构意见的同时，努力开发、利用本土或机构内部的评级结果，争取早日结束“偏信则暗”的被动局面。

　　从本质上看，周小川作为中国金融管理层的正式表态，其积极意义是有助于打破本土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及其理念的“迷信”。

　　1月5日，周小川还公开撰文表示，中国在制定国际金融标准中“要有自己的声音”。他称，“过去国际上的一些标准，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后来者，所以都是发达国家说了算，我们只好跟着定。制定标准的时候，西方国家可能有自身利益，因此制定出来的标准对其自身有利。”

　　但今天国际经济的格局已经改变。周小川认为，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在重要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我们该参与的要参与，不能该争取的不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放弃发言的机会；也不能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自己的分析和见解。”

　　市场分析人士称，针对评级机构的“口水战”，背后是“标准之争”，“标准之争”背后则是“话语权”之争，中国金融管理层正在这场话语权的“持久战”中，渐渐树立起信心。

　　本报北京1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