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五个坚持”，放在首位的就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如何评价近年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现状？

　　郭田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是一个真理，金融业是产生于实体经济的，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融资需求，才有了金融业，因此，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的，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它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现在强调这个事情不过是正本清源。

　　首先，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创新过度。金融产品衍生层级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内在风险也越来越高， 且偏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高度衍生化的金融产品吞噬了实体经济，导致大量资金在里面空转，风险不断加大，金融业创新过度出现了剑走偏锋、脱离实体经济的自 弹自唱。

　　其次，国内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够。中小企业融资难是多年来的一个痼疾，由于正规金融服务能力不足，利率没有市场化，导致民间领域高利贷泛滥，这说明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存在很大的短板。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防止出现创新过度，也要防止在实体经济某些环节上出现短板，对中国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此，我们应进一步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21世纪》：推进股权多元化，切实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被视为金融对内开放的重要标志。您认为金融对内开放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推动？

　　郭田勇：监管机构对民间资本办银行一直有担忧，十多年前我们搞过农村基金会，它是一个集资性机构，最后出 了很多问题。但其实农村基金会是在县政府、地方政府主导下成立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资本。而监管机构却认为这是基层政府自己搞的，并没有经过监管机构 批准成立，所以一出事就把棍子打在民间资本办银行上，包括民间金融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卷钱逃跑、办银行的目的是不是为自己企业搞利益输送等，都是监管机 构的担忧。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但看看西方国家，美国有八千多家银行，不论大小都是民间资本在做。因此，我们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认为民间资本就干不好银行。

　　现在一说民间资本办银行，通常都是国有资本已经控股，再让民间资本入点股、分点红， 对经营决策的参与度非常低。但事实上，愿意把金融业当作事业来做的民营企业家是很多的。因此，我们可以村镇银行为突破点，村镇银行不一定要由银行发起成 立。在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发起人是中央政府，中小银行、地方城商行的发起人是地方政府，倘若只有它们才能办村镇银行，就意味着只有中央、地方政府才能办 村镇银行。

　　只有国家和外资才能办银行，中国的金融业对内实际上是不开放的，这些年我们讲“以开 放促改革”，但“促”的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如美国银行是建设银行的战略投资者；RBS是中行的战略投资者，但它们最后都抛售 了，反而是非银行战略投资者，如新加坡的淡马锡不仅没有抛售，反而增持了国内银行业的股份，这说明银行也不一定比其它资本更可靠。

　　《21世纪》：当前大型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金融国资委”呼之欲出。从金融机构监管的角度来看，如何评价现有的“一行三会”模式？对于“金融国资委”应如何定位其职能？

　　郭田勇：只要有金融机构的地方就应当有金融监管，当前基层监管力量特 别是县级监管力量确实较弱，如县级银监局一般只有三五个人员编制，而村镇银行、小银行一般都设到县、乡一级，对它们的监管力量可能要弱一些。所以，我想中 国未来能否像美国那样搞双线多头式金融监管，中央一条线，地方一条线。

　　现有的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三会”均设在中央，再往下派机构。那么，在县一级，对于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能否发挥 地方金融办的作用，因他们对地方情况更了解，在区域性、中小、小微型金融机构监管上更有优势。另外，在现有格局下，央行在县一级的人员比银监局多得多，可 考虑充实央行的力量，再加上银监局和县金融办的力量，共同把风险网布好。

　　中国的管理体制行政色彩较浓，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较强。有人说国有金融机构群龙无首，得建一个国资委统一管理，但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

　　首先，现有的国资委管央企，制定政策、发文、管干部。但大型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都有自己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因此政府作为持股人管理持股企业，一定要以低调为主。

　　这一点中央汇金公司做得就比较好，它也往各大银行派驻董事，但只是以出资人的名义参 与决策，并不以公司名义给银行发号施令。以公司化、市场化治理方式行使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能，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方向。否则，成立金融国资委，以大股东 名义给工农中建等大银行制定政策，给予他们优惠，这对其它地方银行、小银行也不公平，反而搞乱了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