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龙年春节，广西龙江沿岸的人们恐怕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由于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排污造成的镉污染，致使龙江水体镉浓度超标，引发了沿岸居民的恐慌，许多地方的瓶装饮用水被抢购一空。

　　类似龙江镉污染这样的重大公共事件，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外部性问题的典型示范。所谓“外部性”问题，就是指镉污染所造成的负面经济社会效益和全部治理成本并没有包括在生产者的“成本—收益”范围之内；生产者造成的负面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其从生产中所得收益。

　　经济增长的外部性问题不是今天才有，也不是中国独有。那么，为什么许多地方政府明知一时的经济增长将危及子孙后代的福利，却仍锲而不舍地追求这样的增长呢？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GDP的统计数字中，只计算生产者在生产过程和市场交易中所产生的数字，而并不计算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公害”损失数字。不仅不计算，因为治理“公害”而产生的投入，还将进一步提高GDP的数字。如此之下的GDP数字，不仅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相反，倒是可以用来标示居民生活的“痛苦指数”。具体到龙年春节期间的龙江沿岸，其瓶装水销售的火爆，毫无疑问将提升这一地区的零售商品额，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抬升当地的GDP数字。

　　经济增长是有代价的。在先发国家那里，许多代价是在懵懂状态下付出的，因此是不可避免、不得不付的代价。但是，后发国家在重复先发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却完全可以预见、比较、衡量一时增长与长远福利孰轻孰重，也完全可以利用先发国家的经验和现成的技术避免大规模“公害”的产生。类似龙江镉污染这样的事件，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是完全可以避免，也应当予以避免的“公害”事件。

　　解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政府的作为是关键。政府的作为，首先体现在公共政策的导向上面。一个地方的公共政策，是以增长为重不顾一切，还是以增长和质量并重，此将导致不同的增长结果。其次，政府作为纳税人的“守夜人”，其责就在监督生产者的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问题，通过政策与监管行为，来保证生产和交易的总计正面效益。

　　生产的外部性问题，事关社会公正和正义。外部性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产生生产者自己受益，而其他社会成员却因此遭殃的恶果。在龙江镉污染事件中，广西金河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将其全部收益全部投入到治理污染中，恐怕也挽回不了“公害”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足以警示各方在谋求经济增长时，脑子里不应该只想着GDP，而要通盘考虑整体的经济社会效益，顾及并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保障普通公众的长远福利，为子孙后代留下几条干净的、可用作饮用水水源的河流。而这样的经济增长才是符合公众当前和长远利益的增长。